Day: September 17, 2016

凡事不能出头

《江东日报》一版头条刊出了题目为《全省事业单位“破冰”改革》的消息。

消息说，江东省8.8万余家事业单位全面推进人事制度改革，旨在建立新的用人制度和竞争激励机制，重点解决单位人员能进不能出的问题、领导职务能上不能下的问题、收入分配“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问题，提出了内部转岗、流动调剂、停薪留职、进修学习、提前离岗退养和自谋职业等几种安置办法。陈远林省长指出，要把新闻文化系统作为改革的试点，尽快总结管理体制和人事制度改革的成功经验。

许晴晴是个在新闻界干了很多年的老新闻，报道过省委很多重要的会议、重大的决策和重大事件。她的经验是，省委很多重大的决定，并不是马上就会按照文件和讲话精神去做的。有些是当时政治的需要和上级要求的宣传口径罢了。因此，这条关于人事制度改革的新闻，许多人认为会在省内外或者国内有重大影响的消息，在她看来，价值和《参考消息》里的文章差不多。

许晴晴对反面的教训认真研究过。

她在江东日报工作的时候，有个下属部门的负责人对“干活的少拿钱，拿钱的不干活”的现状不满意，向报社领导同志汇报，提出人事改革的想法。报社领导同志说：“你带头改呀，全报社正需要这方面的经验，你们搞个方案，先试。”这个部门负责人对领导的指示坚信不疑，果然大刀阔斧开动员会，认真研究了一整套办法。这种改革要伤筋动骨，牵涉一些人的利益，不同的看法总是会有的。眼看要实施了，部门负责人心里没有底，就给报社领导同志打了电话，希望再确认一下，心里有个底，能够得到大力支持。

领导同志的回答还是肯定的：“大力支持，放手去干。”

于是，一场人事制度的改革在这个小部门红红火火地展开了。摸底、讨论的时候大家还沉得住气，但等到实施意见公布后，真的伤筋动骨了，这个单位的告状信就满天飞了。报社领导同志却不再说话了，反而强调起“稳定”来，批评单位负责人“不稳重”，“这么大的事不想清楚”，弄得这个单位的工作十分被动。

许晴晴认定的是，凡事不能出头，没有十二分的把握，绝对不要动手，何况是牵涉个人利益的大事。

许晴晴也从王志清推行的那一套中，看到人事问题不是随便可以改的。不改，可能平平静静，一改就要风生水起了。她想拖一拖，看一看，陈省长叫你试点你就未必真去试，至少不能走到别的系统的前面。尽管省委提出“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要把大量干部向二级机构分流，牵涉到许多人的切身利益，这不是省委作个决定就可以解决好的，有很多具体问题，省委领导人是不会来帮你解决的。弄不好就会被动，甚至被姜草阳的老班底赶出新闻文化厅。

但是，表面文章还是要做的，不然就没有与省委保持一致。

省委的会议后，许晴晴大张旗鼓地搞了一次动员大会，把新闻文化厅机关和二级机构科级以上负责人都召集起来，轰轰烈烈做报告、表态，好像就要动起来了。

会后，她却不忙着做计划。

人事培训处处长老贾催问了几回：“下一步如何搞？”

许晴晴不置可否，让他自己拿方案。

老贾处长当然拿不出什么方案来，因为他弄不懂党组书记兼厅长的许晴晴的具体思路，只好从现职人员基本情况的调查摸底做起。

其实做不做调查摸底，人事培训处早就有了一本账。

老贾也照样画葫芦，要求各个单位把改革的方案报上来。

在新闻文化厅工作了一两年的人都知道，改革要从党组做起，厅机关应该是人员精减的重点。人员精减谈何容易！一个单位干部互相牵扯着，谁是谁的亲戚？谁是谁的学生？谁是谁的部下？不一定谁都弄得清楚。因此大家都不来真的。各个部门提出精减的名单，几乎全部是真正做事的招聘工作人员。这些人精减了，事情不会由正式的员工去做，还得招聘临时工作人员。这样的精减或改革有什么意义呢。

“破冰”动员大会后，新闻文化厅流行了一串顺口溜：

事不可以不干，
牛不可以不吹；
光干不吹，
自己吃亏；
光吹不干，
照样吃饭。

听了顺口溜，许晴晴心里觉得很不舒服，便找来熊文一起商量。

熊文说:“你是‘一把手’，我听你的。”自从许晴晴到任后,每次与他商量事情,他总是这么说。

经过许晴晴启发，熊文早就想好了，先从系统里的二级单位做起。这些二级单位都是事业单位，大部分是吃财政饭的，要改革，就从“划小核算单位，确定员额总数”开始，方案很快就提了出来。

许晴晴听了汇报后，心里暗自说：“这个熊文，还真看到了问题的本质，是个有思想的人物。”

按理说，照熊文的办法行事，是个上策。但许晴晴不想表露自己的想法，她没有明确表态同意。熊文也不再说什么。

“破冰”改革的动员会刚刚开过两天，告状信就从省委领导同志那里转回来了。告状的主要攻击点，是对“新人新办法”有意见，认为不公平。

许晴晴心想，新人都改不了，老人还动得？看来“破冰”只不过是个说法罢了。

熊文的好主意，她也决定暂时搁一搁。

沈蛮不放弃被选举

要过年了，照例召开每年一次的人大和政协会议。

这一年的岁末，江东省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使省人大会议像开了锅似的。

这次人大会议要补选一个副省长。

按照共产党执政几十年形成的老规矩，副省长由省委提名，交省人大会议选举就行了。这就体现了“党管干部”的原则。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副省长人选是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的，事先要经过推荐、考察、民意测验等一系列程序。到人大会议上就只是一个程序罢了。

人大的程序是不得不走的。民主与法制，是五四运动以来，我们国家的主旋律。喊也喊了，做也做了，20世纪80年代到了高潮。但中国的民主与法制，不得不有点中国特色。以人大和政协会议为例，为了贯彻省委的意图，每次人大、政协大会开幕的前一天，都要召开代表和委员中的共产党员开会，省委书记主持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强调代表中的共产党员要与省委完全保持一致，必须保证会议按预期计划进行，不能出现偏差。这种工作模式，从中央一直延伸到市县乡镇，成为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所以，几十年里，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党委写戏
人大唱戏
政协看戏
也有民谣称：
党委当家
人大举手
政协鼓掌

这样的政治格局一旦形成，就有了不可改变的定势，要改变它是极其困难的。

但偏偏有人要改变它。这就是出生于江东省朝阳地区这个民风强悍之地的教育厅长。

教育厅长的名字很怪，叫沈蛮。这名字和他的性格倒是十分接近。

沈蛮当厅长很多年了，资格很老，但年纪并不大，在江东省是个有名的不信邪，总喜欢搏一把的人物。

他家乡朝阳地区的代表团向大会主席团提名，要沈蛮竞选分管教育的副省长。

按理说，沈蛮不应该去竞选副省长，因为省委没有提名，也没有中央组织部的考察等程序，那不是给组织上出难题吗？沈厅长为官几十年，这个规矩和道理他是很懂的。如选不上，今后的日子肯定不好过。这一点他也是很清楚的。

如果要较真，按照《选举法》，沈厅长是有权利去竞选的。地区代表团的提名也是合法的。因为只要联名提出参加选举的代表人数达到法律的规定数，这个提名就具有法律意义。

沈蛮自己所在的教育厅党组也表示支持。理由很简单，沈厅长熟悉江东省的教育工作。据后来的调查证实，党组集体决定，支持他竞选，并请各个地市教育局长做人大代表的工作。换句话说，就是拉票。

这可真给江东省委出了个大难题。

省委书记兼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颜群辉，是大会主席团的主持人。他觉得问题很严重，于是找沈厅长谈话，要他自己表示“放弃参加选举”。那是很体面的，以前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都是照此办理的。

但朝阳地区来的沈蛮厅长是个骡子脾气，他向颜群辉表示“不放弃”。

颜群辉书记说：“这是省委常委的意见，请你认真考虑。”

沈蛮却回答说：“我尊重代表的意愿。”

省委书记的面子不给，且不去说。省委、常委的意见不听，那可是个原则问题。颜群辉书记气得满脸通红。

主席团决定，会议延期。

省委书记召集地市委书记开会，指示各代表团一定要贯彻省委的意图，并告知这是组织的明确意见。

共产党组织的力量当然是伟大的，是无与伦比的。任何个人是无法与之抗衡的。沈厅长也就当然没有选上。

宣布选举结果时，沈厅长当场晕倒了，从此住进了医院。

事情并没有完结。省委决定：由省纪委组成调查组，对违反组织原则参加竞选、支持竞选的人进行认真调查。

刘明亮被卷入了这件事。

很简单，刘明亮是朝阳人，是省人大代表。他不但自己是朝阳地区代表团的提名人之一，还游说了几个江东大学的校友代表支持沈蛮。

刘明亮很会转弯，他把参与这个事情的全过程向组织上说清楚了。由于检查深刻，他总算过了关，组织结论是：免予纪律处分。

丁刚强是被刘明亮游说的代表之一，也得说清楚。

省纪委的调查组找丁刚强谈了一次话，主要是“澄清事实”，把他在大会上的活动“说清楚”。其实他并没有什么要“说清楚”的，纪委无非是要通过他为别人“取证”什么的。他不是事情的始作俑者，更不是组织者，也没有动员哪个代表支持沈蛮厅长。

丁刚强觉得委屈，觉得损害了自己的尊严和权利，心底里很愤慨。丁刚强想申明，按照法律规定，人大代表在大会上的活动是不能受到任何组织和个人干预的，为这个事情“调查”“澄清事实”都是违法行为。可恼的是，他的想法不能明确地表达。他是党组织的人，是领导干部，对于组织的决定，丁刚强只能无条件地服从。因此，他陷入了莫名的痛苦之中。

他披上大衣，向夜色朦胧的大街走去。他要在寒风中清醒一下自己几乎麻木的大脑。那个烦得他喘不过气来的选举风波，已经被寒风吹得一干二净了。

丁刚强在心里对自己说：“我就这么个态度，随便他们高兴，问一百遍也不搭理他们。”

丁刚强的著作出版了

丁刚强的著作出版了，是那位欧阳老干部写的序。

这是他北京之行的另外一个收获。

从进入文化厅开始，丁刚强与别的干部就完全不一样，他喜欢读书，喜欢记卡片，喜欢收集有关民风民俗的资料。这一点，是他在江东大学学习时培养出来的习惯。那个时候电脑没有普及，读书的方式还是很原始的，不像现在可以通过网络引擎去随意搜寻，而是在图书馆里一页一页地读，有了感兴趣的文字，就找张卡片记录下来。大学毕业后，他有很长一段时间在群众艺术处工作，接触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可以时不时地写点小文章，后来就变成了《江东日报》的特约作者。当了处长以后，因为在计划财务处、基地筹备组这样的部门，难得有机会接触一手材料了，但他对民风民俗的研究兴趣一直未减，只是忙于工作，又想升迁，这样的欲望把自己的兴趣掩盖了。

近两年来，丁刚强的心态平和了一些，自己也不去琢磨什么升迁之道，便有了时间把自己感兴趣的事儿重新拿了起来。孩子早就不在国内，任萍也不在身边，不要做什么家务事，更不愿意出去应酬，就有时间静下心来，把以前收集的资料、卡片一一分析整理，开始写起书来。

丁刚强写的是一本很专业的书，书名叫做《清江河流域风俗史》。

这是他当处长以前就策划好了的，只是因为职场的风风雨雨把它耽误了。

现在有时间了，写书的环境也不比以前，有了电脑帮助，速度就快了许多。以前的老资料加上网络上搜寻来的新资料，两相结合，很快就把书稿写出来了。

但出版的事并不顺利。如果掏钱，愿意卖书号的出版社倒是不少。丁刚强不想走这条路。他称这个叫“自娱自乐”，没有意思。李远建议他找个名家推荐一下，请专家写个序言什么的，就可以拿着它去找出版社，请他们将书的选题列入有财政补贴的计划。到时候宣传部也可以支持一下，就是由宣传部出钱补助出版经费，那是名正言顺的。

他对李远说，还不就是要找个人来弄个“钓鱼项目”？

李远回答道：“你别管什么途径，出版了，总是好事。”

丁刚强去北京的时候，便把自己的书稿带去了。

去拜访请欧阳老的时候，丁刚强把书稿呈上，请他提点意见。欧阳老是社科院专家型的领导干部，对这个忘年交朋友做研究很是赞赏。现在看到丁刚强的著作，更是高兴。他对丁刚强说，自己已经完全退下来了，正好有时间认真读读。

丁刚强谦虚地说：“我就是个基层的干部，对民风民俗感兴趣而已，未必有什么理论价值。”

欧阳老说：“你自己的评价不算，看看书稿就知道了。”

丁刚强回到江东不久，老人就把书稿寄回来了，还附上自己写的一个序言。这序言没有多少溢美之词，有肯定也有批评，完全是一个学者的意见。

欧阳老毕竟是党内的理论家，加上与康生的那段不平常的经历，在学术界颇有点威望。有了他的序言，“钓鱼”不成问题，出版自然就容易得多。

女厅长哭了

回到江东以后，几个同学找丁刚强一起喝酒。

喝到兴头上，自然老节目又上来了。

刘明亮说：“我给你们念个段子吧，刚刚收到的信息。”他用怪腔怪调念道：

男人衰退的标志
眼前的事记不住
以前的事忘不了
躺下睡不着
坐着打瞌睡
看书越来越远
撒尿越来越近
过去是硬着等
现在是等着硬

丁刚强听了很有感触，伤感地说：“唉，真的老了。”他也展开手机念了一条：

累了,别逞强
歇会儿
烦了,别闷着
找乐
困了，别硬撑
早点睡
乐了,别独享
与人同欢
人生短暂啊,
朋友，善待自己

平日里不多说话的李远，居然也接过话茬说：“别太伤感，面对现实一点如何？我这里也有一条《社会写真》，大家听听如何？”

大家催他别卖关子。

那信息写的是：

穷吃肉，富吃虾,
有钱有势吃王八;
冤上访，闷上网,
官场如战场;
男盼高，女盼瘦,
狗穿衣裳人露肉;
爱怕丢，情怕偷,
占居要职的怕退休!

李远的信息太现实了，太能概括社会现象，因此引起大家的共鸣。大家都不吭声。好一阵沉默。

丁刚强说：“我不打算现在这么混了，准备换个地方。到社会科学院去，做点研究吧。”

许晴晴站了起来，有点不耐烦。她说：“太消极了，大家情绪都不对头啊。”

像是下了逐客令，几个人慢腾腾地站起来，握握手，淡然告别了。

对丁刚强突然冒出的念头，许晴晴感到很突然，很诧异。这么一个有才华的领导干部，怎么会如此消极呢？她感到很纠结，很郁闷。

回到家里，许晴晴给丁刚强拨电话，问他为什么去了北京，也不告诉她一声，而且平日里老躲着她。

丁刚强回答得很干脆：怕影响她的工作。

他还说，自己下了决心，要调到社会科学院去工作。

许晴晴哭了。

她半天才说一句：“我不签字，你别想走！”

进京看望老首长

熊文走后，许晴晴觉得特别累，想找丁刚强说说话。于是给他的办公室打电话。电话没有人接，她才想起来，丁刚强已经下乡了。

其实，丁刚强并不是到乡下去了，而是到北京去了。

是一位老首长打电话邀他过去的。老首长就是帮丁刚强联系文化部项目的那个人。他从社会科学院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一直与丁刚强保持联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与丁刚强是忘年交。

丁刚强清楚地记得，十多年前结识这位从京城流放到工厂的老干部，就像眼前的事。

那是一个初冬的下午，一辆中吉普载着一个六十开外的老人，进入丁刚强所在的工厂集体宿舍区。

与老人同来的是两个干部模样的中年人。他们面无表情，机械地为老人搬运行李。行李很简单，就是一副铺盖、两只箱子和几捆书籍。很快，老人就在宿舍区的一间小房里安起了临时的家。

中吉普拖着那两个中年人一溜烟开走了。

从此，每天清晨，集体宿舍区的大樟树下，多了一个打太极拳的老人。

丁刚强所在的党支部的保卫委员说，老人复姓欧阳，是北京犯了大错误的大干部。这个大干部级别很高，行政10级，有副省长那么高。究竟犯了什么错误，那个委员也说不清楚。他也是听送他来的中年人说的。那是机密，谁也不能问的。
那个年代，丁刚强见这样的干部习以为常，也没有好奇心去问个明白。

老人身材不高，说一口夹杂着客家话的普通话，花白的头发剪成小平头，显得很精神。他很少与别人交谈，喜欢背着手独自在院子里散步。他每天散步的时间好像闹钟一样准时，上午一个小时，下午一个小时，再就是晚上一个小时。无论晴天雨天，从不间断。

不久，老人的夫人也从外地搬来了。还是那个保卫委员告诉丁刚强，她也是个大干部。夫妻俩是来这里接受审查的，由专案组管着。上级规定，欧阳夫妻俩必须每月交纳党费，但不能参加党支部的会议。在丁刚强看来，老人未必对他们的支部会议感兴趣。

有一天，天气特别寒冷，下起了鹅毛大雪。单位要召开紧急会议，可能是有个领导同志来视察。上级通知工厂把地富反坏右分子集中起来，防止他们乱说乱动。这在当时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大凡有什么大事情，如传达上级重要文件、组织防空演习等等，都要把这些个人控制起来，防止他们“捣乱”。这次重要活动，遇上欧阳夫妻俩在工厂，工厂的头儿不知如何是好。把他们当地富反坏右管制？显然不合适。当同志也不行，毕竟人家在接受审查。谁知道他们犯了什么大的错误，是不是路线问题？党支部几个人经过慎重研究，决定叫他们到公园去转悠，规定中午不得回家。为了稳妥，特别派了丁刚强陪伴。他们也只好穿上大衣，裹着围巾，和丁刚强一道在风雪中度过了艰难的一天。

有了这艰难的一天，丁刚强与他们的关系就变得随和了许多。

因为这个老干部还在受审查的阶段，工厂的干部和工人都不愿意和他打交道，免得增加不必要的麻烦。而丁刚强觉得，同住在一个院子里，抬头不见低头见。他那时年轻，顾虑也少，也不回避，时常到老人的屋子里坐坐。书架上的很多书确实诱人，如《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在当时是很难见到的，这让丁刚强大大开了眼界。

丁刚强手脚勤快，也帮老人做点重活，像做蜂窝煤、洗床单被盖这样的活儿。每回干完活儿，丁刚强总要在老人家里蹭上一顿饭，吃点当年难得的红烧肉之类的食物。久而久之，丁刚强在他们家说话也嘴不把门，大大咧咧的。那个党支部委员还找他谈话，批评“小丁敌我不分”。丁刚强笑一笑，装出一副不懂事的傻样，别人也真把他当作不懂事了。

1979年，欧阳老人的问题平反了，但这个时候丁刚强已经进入大学了。他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是受康生迫害流放到江东省的。欧阳本人1927年就参加了革命，在延安时期就是很有理论功底的知识分子型老干部，长期与康生共事。开始时，他们合作得不错，但“文革”一来，由于认识上的差异，欧阳的“认识问题”升级为“路线问题”。

以后的情形，就和许多老干部一样，受审查、受迫害、最终被赶出了北京城。再后来，欧阳老人的冤假错案平反，官复原职，回了北京。丁刚强也就在北京多了一门“亲戚”。

欧阳是部长级干部，但丁刚强还是按在工厂时的习惯称呼“欧阳老”。欧阳老是从任萍的电话里，听说了丁刚强最近不顺利的情况，特意叫他去聊聊天。

欧阳老现在是地地道道的老干部，离休了多年。但老部长的儿子现在已经是中央一个部的局级领导干部了。

丁刚强到了北京，就住在欧阳老的家里。现在不像当年在工厂的时候，已经没有重活儿干了，时间充裕，自然是要促膝长谈的。

先谈孩子，谈过去的朋友，谈那个党支部保卫委员等等。再就是谈工作。

丁刚强不想和老人讲自己工作上的不顺利。从上大学到分配工作，他想过去找找欧阳老，凭当年的交往，请求给点关照，甚至调到北京工作，老人都是可能办到的。

但这不合乎丁刚强的性格。从老人平反回京至今，丁刚强无数次去拜访过欧阳老，但他只谈学习和工作，后来多了一项谈孩子。丁刚强觉得利用这种关系是一种无能的表现。

任萍觉得丁刚强老这么下去，心情总是不好，怕憋出什么毛病来，就把丁刚强最近一段不顺利的处境在电话里和老人说了。

欧阳老说：“那就要小丁来一趟北京吧，或许能够利用我的影响，帮帮这个忘年交老朋友一把。”

丁刚强没有和老人细说自己的情况，老人也不细问。聊了半天后，欧阳老对丁刚强说，他的儿子不久就要到江东省出差了，肯定会见到省委书记，他要儿子问问丁刚强的情况。

对于老人的儿子，丁刚强也是很熟悉的，记得那年春节假期，他们还在一起做过藕煤呢。

丁刚强也知道“问问”的含义。

丁刚强没有把“问问”当一回事，过两天就回了江东。

临别时，欧阳老对丁刚强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没有个性的生命，就是没有生命。做出特色的工作，就像在创造生命”。

到底是老一辈知识分子和革命家，话中带有深厚的哲理。

在回江东的火车上，丁刚强一直在回味着这句话，细细体会出它的真正含义。

许晴晴遇到了难题

许晴晴连续接到几封匿名信。

据说新闻文化厅的干部有告状的爱好。以前许晴晴在江东日报社分管群众工作部的时候，就处理过许多这样的信件。其中有反映党组领导作风的，也有鸡毛蒜皮关于诸如老干部们提出的地板砖颜色之类的。对这些告状信，她只是交待有关编辑转到“有关部门”就算完事了。这一次却不同，要她自己来处理这些问题。

第一封信告的是退下来的厅长姜草阳。来信说他把江东省文化名城研究会搞得乌烟瘴气，涉嫌一起诈骗案，说得有鼻子有眼。信中居然还说，他与兼任副会长的省妇联某副主席一起，利用出省考察的机会苟合云云。

另一封告状信，是批评新闻文化厅的灯光球场改造工程，说王志清把建设工程承包给了他的一个亲戚。王志清在中间捞了好处费8万元，甚至还指出了是通过哪个公司走账的，也好像铁证如山。

还有一封呢，是告江河水副厅长读博士研究生的秘密。江河水做了副厅长后，很想继续进步。但这年月，平平淡淡的官儿太多，要做出成绩来又不容易，只好在文凭上做点文章，就打起了读博士的主意。但他的应酬太多，又要分管一摊子事情，便派秘书去代读。这个秘书其实不是真正意义的秘书。按照不成文的规定，省直机关的副厅长是不可能配秘书的。江河水分管人事工作，人事培训处就安排了一个干部负责联系他。时间久了，江河水便把这个干部当秘书使用。是不是这个同志代替江河水去读了博士课程，许晴晴是不可能知道的。因为是人事培训处处长安排“秘书”为江河水工作的，这个处长也被顺带告了个“好人坏人分不清”。按照告状信的说法是，“你好人坏人都分不清，还有什么资格管人事工作？”

再有一封信更莫名其妙。告的是一个二级机构的主任，说他为了升官，找某个女领导干部献身求荣。但信中又没有讲到这个女领导干部是谁。许晴晴感到这封信有点像是针对自己而来的。但自己这个新厅长来新单位上班才这么点时间，还不至于与什么人有什么过节。看来这信呀，极大可能是胡编乱造出来。

但许晴晴总觉得有点不自在。

刚到一个新单位，就有那么多的告状信，而且读是从省委或省委工作部门转过来的，总归不是一件好事，说明厅里存在不稳定的苗头。

许晴晴便把熊文找来商量如何处理这些信件。

熊文粗略看了这些信，狠狠地把它们扔到字纸篓里去了，还发了一顿牢骚：“现在做事的不如不做事的，不做事的不如拆台的。”

许晴晴觉得直接把这些信件扔到字纸篓里还是不好，便走过去把它们拿出来。她对熊文说：“是不是叫纪检那边看看，该查的查一下？”

熊文“哼”一声，摆摆手。他坚决主张不查。

许晴晴也觉得，刚来就查这些没有门儿的事也不好。好在那些转信来的部门也没有要求给个明确的没回复。她就把信件锁到了文件柜里去了。

任萍的家宴

任萍和丁刚强商量，想请新厅长到家里吃顿饭。任萍不知道新厅长与自己的丈夫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她说：“毕竟是老同学啊，表示一下心意。”

妻子这么说，丁刚强也不好推脱。

现代的城里人认为，家宴是最高规格的应酬，除非是亲属间的聚会，一般人是难得有这样的待遇的。任萍觉得，新厅长是丁刚强的师妹，要把这顿饭安排在家里。丁刚强不知如何是好，只能任由妻子安排。

任萍对丁刚强和许晴晴的男女私情，一点也没有察觉到。她是个头脑很简单的技术尖子，而对这类事是低能，一点也不敏感。在她看来，同学之间的来往，比起上下级，或者比起同事之间，要不同得多，要亲密得多。那是一种割不断的亲缘，如同手足一样。

任萍很快张罗了一大桌饭菜，还把好多年前浸泡的人参谷酒摆了出来。

丁刚强特意把李远也请了来，一是多个说话的人，二来也少了些许尴尬。

许晴晴对到任萍家里做客也很有兴趣。在她看来，与丁刚强的男女私情并不影响自己与任萍的交往。人的情感嘛，未必就是绝对自私的。在她看来，人的情感，许多时候还是立体的呢。请了李远，她就更高兴了。她一直认为，李远是个智多星，一旦遇到束手无策的麻烦，他准能想出绝妙的主意来。

喝酒不是这次家宴的主题，几个人很随便地闲聊，就像一个摆着酒杯的座谈会。

先是谈新闻文化厅的领导班子情况，再是谈江东省领导班子的变动情况，接着还是谈新闻文化厅干部的情况。话题东扯西扯，主讲人一会儿是李远，一会儿变成了丁刚强。任萍虽然有时插话，但好像永远是听众。饭菜凉了再热，热了又凉，午餐从中午12点吃到下午６点，接着又是晚餐。

瞅着空儿，许晴晴终于把话题转到了丁刚强的工作问题。

大家一时语塞。

丁刚强觉得拉不开面子，一个厅长，一个处长，又有师兄师妹关系，更不好开口。任萍也觉得，丁刚强的工作问题，她不应该插话。她是个公私分明的人，是个把家庭问题和工作问题分得十分明确、很讲原则的知识分子

停了片刻，李远开腔了：“我说个故事好吗？”

没有人点头，也没有人摇头。

李远还是说了起来。

“九一三”事件以后，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表示愿意出来为党工作。毛泽东经过反复思考，决定再次起用邓小平。

邓小平终于回到北京。他见到毛泽东的时候，这位伟大的领袖在看似闲谈之中，突然问了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在江西的几年，你在想什么？”

邓小平给毛泽东写的检讨不知道有多少次，很习惯毛泽东的说话方式，便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在等待”。

毛泽东对这个回答，显然十分满意，默默地点了点头。

李远的故事说完了，餐桌上又是片刻的沉默。

丁刚强终于说了一句话：“很深刻。”

任萍接着说：“其实呀，等待不等待，无所谓的。身体好，那不比什么都好吗？”

许晴晴默默地点了点头。

老干部见面会

第二天，也就是许晴晴到新闻文化厅正式上班的第一天，她便按照丁刚强的提议，交代办公室通知所有的老干部，她要开个见面会。

按照规矩，召开老干部会之前，要先开中层干部会。这是例行公事。

所谓规矩，就是由熊文宣读省委的文件，由许晴晴做表态式的讲话。因为这些信息在昨天的党组会以后透露出去了，没有半点实质性的内容。

许晴晴刚到一个单位，什么情况也不了解，肯定不能刚开始就叽里呱啦大谈一通。所以她一开始就打算走走过场，草草收场。好在干部们也习惯了这样的程序，谁也不会议论什么。他们需要的是，今后的实际工作和自己能得到什么实惠。

老干部的见面会自然也不会出什么新花样。照样是熊文主持会议，宣读省委文件，将头一天副部长的讲话，不加改造地照本宣科一番。再就是许晴晴鞠躬行礼，谦逊表态。这个表态式的讲话，有了丁刚强的提醒，许晴晴费了点脑筋，突出“向老干部学习”的主题，再就是重点放在提高老干部的生活待遇，明确表态把几年前停发的旅游经费和行车补助费恢复。这个决定，她是按丁刚强的建议做出的，因为老干部对此意见很大，能起到稳定人心的效果。果然，厅机关和二级机构科级以上离退休干部百十人的掌声，比中层干部会上稀稀落落的场面，要热烈得多。

新闻文化厅退下来的厅局级干部有6人，加上享受住房、医疗、用车三项待遇的，一共15人。为了把他们与处级干部、科级干部有所区别，许晴晴只好在老干部会结束后，又留下他们征求意见，并一同吃午饭。

这些老干部们比起刚刚散会的那些人亢奋得多，对许晴晴寄予的希望也大得多。一位四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副厅级干部带头提起了意见，列举了新闻文化厅机关新机关大院用彩色地板砖做人行道、装饰不锈钢旗杆和大理石台基，把机关大院的大树砍了修草坪、高标准装修办公楼等一系列现象很有意见。老干部特别指出，新闻文化厅花了50万元盖了一个十二个角的亭子是浪费国家财产。这位老干部还上纲上线地说：“搞十二个角的亭子，同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有什么两样？”他逼着许晴晴表态，说说这个亭子是拆还是留。许晴晴嘴上只好喔喔地连连点头，心里却不知如何说才好。更多老干部就老机关大院的空调安装、大门设置等许许多多具体问题，提出许多建议，逼着许晴晴表态改进。她也只好一一记在本子上，并不表示明确的意见。

这样的场面，许晴晴在江东日报社时也见过多次。许晴晴总结了一条经验，就是“不问不争”。不问就是不追问前因后果，以免造成被动；不争就是不与老干部的意见相左，免得生出是非。再就是能拖就拖，绝不当场表态。她估计这些老干部们也就是想找个地方说说话、出出气而已。这样的问题也不是一天两天解决得了的，他们也不会对她这个新上任“一把手”真的抱有希望。

姜草阳却一言不发。他对于自己跻身于老干部的行列，反感极大。毕竟不久前他还是参与决策的领导干部，突然间变成了找地方发牢骚的闲人，他不习惯。他也犯不着在这样的场合用这种方式发牢骚。他可以直接与省委领导同志通电话，还可以去当面汇报。对这个新来的“一把手”，他还要看看，她是不是个真正有能力的角色，还会不会演戏呢。

其实这些意见，他在位时不知听过多少次。那个时候，他自己压根儿就没打算认真去解决。姜草阳是不会在意老干部们说了什么的。他的兴趣在于观察着这位新厅长是一种怎样的工作作风，因此抱着一种“坐山观虎斗”的心态，摆出一副阴阳怪气的神态，巴不得老干部们的意见提得越多越复杂才好。他甚至还有一种期待新厅长请自己出面调停的渴望。

等到老干部们说完了，许晴晴诚惶诚恐地问姜草阳：“老厅长，您有什么指示？”

姜草阳这才慢条斯理地说了起来：“我老了，本不应该给新班子添麻烦，但许厅长不耻下问，我就冒昧地提个请求。”

许晴晴真诚地说：“请您赐教。”

姜草阳说：“哪敢，哪敢！我是闲云野鹤，空挂了个东江文化名城研究会会长之职。就挂个名而已。研究会嘛，主要是研究经费不够。”

许晴晴照旧“喔喔”地点头：“我记住了，我记住了。”

许晴晴听丁刚强说过，江河水不敢把外国寄来的论文稿费据为己有，表示过愿意将这笔钱作为文化名城研究会的活动经费，但被熊文拒绝了。熊文的意见很明确：拿出来这笔钱的真正主人没有弄清楚，到头来还得扯官司。姜草阳就是拿这个问题给她为难，许晴晴当然不会轻易表态。

她还记得丁刚强说过，当时江河水向姜草阳做了检讨，痛哭不已，后悔不该打官司，推脱说这是王志清的意思。

当然王志清是不可能知道江河水的说法的。王志清就是知道了，也不可能找江河水去对质的。

姜草阳还想说什么，被熊文抢先宣布会议结束了。老干部们也不喜欢姜草阳慢条斯理作报告的架势，立即响应。老干部见面会就算圆满结束了。

接下来的宴会，许晴晴完全没有了前一天的兴致，只是礼节性地给老同志敬酒。好在大家把身体看得比金子还宝贵，怕喝酒伤了身体，全然没有喝酒的气氛。宴会也很快就结束了。

劝说新厅长

许晴晴送走了副部长，从新闻文化厅回江东日报社的宿舍去。

今年的冬天，与前两年相比，要冷得多。

冬天的江东省，要是真冷起来，比起北方还要寒冷。北方的冬天，虽然大地飘白，零下十几度，但那是干燥的冷。再加上室内的暖气烧得好，进屋子就会觉得暖洋洋的。江东省的大部分地区，处于长江中下游平原，有大片湖滨，冬天湿冷湿冷的。这种冷是刺向骨子里的冷。不知是谁定的规矩，长江以南不能供暖气，所以江东省的室内和室外，温度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许晴晴没有要车。她独自一人走在大街上,也想清醒清醒自己的头脑。毕竟喝了许多酒，即便有再大的酒量，也不至于像喝白水那么轻松。她把头缩进大衣领子里，再把红色的围巾将嘴巴裹得严严实实，在寒冷的大街上低头走着，像是散步一般悠闲。
许晴晴到一个新的单位工作，而且是提拔了，几天来总是保持着几分兴奋。走在大街上，有了悠闲的时刻，她可以回味今天的场面，清理一下对几个党组成员的认识，也可以思考今后的工作思路。

她还来不及理清自己的思路，很快被丁刚强的电话打断了。

丁刚强说：“祝贺你上任了！”

许晴晴说：“咱们还要这个客套?”

丁刚强说：“下午的会，很热闹吗？”

许晴晴说：“说不清楚，怪怪的。”停了一会，她问道：“江河水这个人怎么样？”

丁刚强有意回敬她，说：“说不清楚，怪怪的。”

许晴晴说：“怪？怪在哪里呢？”江河水是厅党组成员，今后免不了经常打交道，所以她很关注这个人物。

丁刚强并不回答她的问话，只是说：“离他远点。”

丁刚强说完，心里觉得自己是不是有报复的意味？于是他就立即决定不再继续谈论江河水。这实在是个很难讨人喜欢的人。他绕开话题：“我倒要提醒你，别忘了安慰老干部们啊。”

许晴晴停顿了一会，意味深长地说：“还是你想着我，谢谢！”

丁刚强对着手机笑道：“关心领导胜于关心自己，这是我的责任。”

许晴晴也笑道：“你涮我？当心我撕了你的臭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