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文学采撷

许晴晴甜蜜的嗓音

电话铃响了三声，王志清才慢慢地拿起话筒。

电线那端传来一位女子熟悉而甜蜜的嗓音：“王书记，你好。我是小许，许晴晴。”

“哦，许记者，好久不见了。”王志清从参加工作起，就对女人保持着一种距离。他不想为此惹不必要的麻烦。他习惯性地打起了官腔。

王志清在朝阳地委工作时，许晴晴多次采访过他，彼此十分熟悉。王志清刚到新闻文化厅上任时，许晴晴打来过一次电话，除了寒暄和表示祝贺之外，讲的大部分是她的同学丁刚强，与她向龚大海推荐的内容差不多。

许晴晴说：“您当书记这么久了，也不接见接见我？”

王志清说：“你是大记者，见的都是省委书记、省长，老王我算老几？”

许晴晴打着哈哈说：“在新闻文化厅，你算老大。”

王志清又说：“还是你的嘴巴厉害，不愧为江东日报社的头牌名记啊。”

许晴晴问：“王厅长，哦，不，王书记，有什么事要我效劳？”

王志清觉得很奇怪，明明是你许晴晴打电话来，怎么说要她效劳什么，说不定是她有什么事儿要我效劳吧。他嘴巴却说：“谁敢劳驾你这位大记者？”

许晴晴又说：“听说申小明派到你们那里去了？”

王志清说：“你的消息可真灵。记者呀，连组织部的事也要管？”

许晴晴说：“申小明和我老公是东北林学院的校友呀。”

王志清眼睛一亮，似在滔滔洪流中找到了一只救生圈：“你们很熟吗？”

“王书记，你正在为申小明的事发愁吧？”

王志清笑道：“你真成了鬼精了。”

许晴晴说：“我是蓝精灵。”她笑了笑，继续说，“那封匿名信，我已经听说了。”

王志清又问：“申小明真有亲戚在我们厅？我怎么翻遍了名单也查不出个究竟来？”

许晴晴道：“你太官僚主义。查过离退休干部没有？”

王志清答：“我倒把这层忘了。”

许晴晴继续说“告诉你吧，你们厅有个退下来多年的行政处处长，叫李奘，是申小明伯母的弟弟。”

王志清诧异了：“是真的吗？”

许晴晴说：“你查查好了。王书记，今后有事，只管吩咐。”，说完，她就挂了话筒。

王志清放下话筒，沉思了很久。他想，这个女人真不简单，就像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一样，不，就像她说的叫蓝精灵。这样的朋友还真少不得哦，多亏这个交际花一样的记者才解了他的围。
王志清手头没有离退休老干部的名单，只好打电话叫熊文：

“你把离退休老同志的名单调出来。”

熊文赶紧过来，打开电脑给他演示了一遍，再把鼠标交给王志清，然后就出去了，轻轻地带上门。

王志清将鼠标点到“李奘”一栏，其简历十分简单：

李奘，男，1930年出生，清江县人，中农成分，学生出身。
1950年参军，随部队入朝参战。曾荣立三等功3次，在战场上被提拔为排长。
1954年在部队入党，同年转业到江东省文化厅工作。
1956年到1958年参加过治理清江河防洪工程的战斗，立二等功。
1961年提拔为江东省文化厅行政科科长。
1981年行政科升格为行政处，任副处长。
1984年任处长。
1992年退休。

王志清把这份简历翻来覆去看了三遍，觉得与申小明怎么也挂不上钩来。他们既无血缘关系，又不是直系姻亲，有什么可“回避”的呢？

他给李奘家里挂电话。李奘不在家，打门球去了。他的妻子接了电话。王志清问他们认不认识申小明，回答和许晴晴说的完全一样。王志清便不再问。

王志清在朝阳地委分管干部工作五年，很清楚这封匿名信是任意夸大，不足为据，便亲自提笔向省委组织部写了一份《情况说明》，慎重地用机要信封封好口，打电话把机要科长找来，要他立即送达省委组织部机要室。

组织部来了电话

就这样僵着，新闻文化厅市场管理处长的职位空缺了半年。

全省文化工作会议前，姜草阳沉不住气了，和王志清谈起市场管理处处长人选的问题。

王志清还是沉默不语，似乎另有打算。

这一年，江东省又碰上了“桃花汛”，山洪暴发，几个地区受了灾。新闻文化厅虽然不是抗洪救灾的主力军，但全省的工作都围着这件大事转，其他事儿摆到了次要位置，当然也不会有人来研究讨论新闻文化厅的中层干部问题，因此这事继续被搁了下来。
洪水过后，各个部门按部就班开始工作。省委组织部一位副部长给王志清打电话，提议将该部干部二处的副处长申小明派到新闻文化厅任市场管理处处长。

王志清当然点头说好。

王志清向姜草阳通报这一情况时，姜草阳默默地吸着烟，半晌也没说一句话。

王志清也不多说，转身回了自己办公室。

一周后的一个下午，省委组织部办公室给王志清打电话，说他们那里接到中纪委转来的一份材料，指出拟任新闻文化厅市场管理处处长的申小明，有个亲戚在厅里是负责干部，应该“回避”。部长指示，新闻文化厅党组赶快把这个情况调查清楚，尽快给组织部一个明确的回答。

放下话筒，王志清沉思了很久。说来也怪，组织部下派一个干部，提拔一两级是很正常的事。他分管干部工作多年，程序是很清楚的，一般由有关副部长向部务会议提出，如果没有不同意见，便与接受单位一把手协商，再提交部务会议讨论通过即可。组织人事部门的负责干部，本来就应由省委组织部备案批复。申小明到新闻文化厅任职，这些手续一点也不漏，正在办理之中。怎么会横空杀出个“回避”？看来，这个新闻文化厅，加上直属二级机构，上上下下尽管只有千把人，但比他工作过的朝阳地区两三百万人要复杂的多。

是不是有人故意搅浑水呢？

王志清把办公室主任熊文找了来，嘱咐他把全体职工名册一并带上。按理说，这事儿应该由市场管理处办，但当事人要去的是这个单位，显然不方便，免得节外生枝。

熊文不到5分钟就到了王志清的办公室，手里拿着一大堆的名册，一进门就问：“要名册干啥？你的电脑里存备份了。”

王志清这才想起桌上这台电脑，自己压根儿就没动过。他上大学时学的是生物专业，毕业后从没有沾过专业的边，做报告，写总结都有人代笔。他的主要任务是拍板、签字、做批示，再就是召集形形色色的大小会议。电脑这玩意儿很陌生，他一点兴趣也没有。听熊文这么一说，他也不掩饰自己这些习惯，自嘲地说：“还是纸写的实在，靠得住。”

熊文问：“您要查什么？”

王志清反问：“全机关姓申的有多少人？”他拿过表册，用红蓝铅笔一个一个点起数来。

熊文绕到他的身后，打开电脑笑着说：“还是用这个便捷。”他把干部名册表从电脑里调了出来，点了搜寻程序。厅机关姓“申”的在职干部职工，一共才5个人。一人在司机班，一人在医务室，还有两人在劳动服务公司，稍微有一点身份的，只是行政处的膳食科长。

王志清想了想，这些人即便与申小明有亲戚关系，回避也没多大意义。走这条路肯定查不出什么名堂。他记得申小明是清江河上游清源县人，便要熊文把来自清源县的干部职工名单全调出来。

熊文点了点鼠标，清源县的十几个干部稀稀落落地从电脑里蹦出来。清源是个贫困县，在江东省会清溪市当干部、做角色的本来就少。据说，有一次县委在省城开老乡会，希望各位在省城的官员为父老乡亲和家乡桑梓致富做点贡献。会议做了隆重的安排，选了一家四星级宾馆，原计划一百人的规模，将副处级以上的干部，以及副教授以上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全部请来。谁知到会的不到三十人，县委书记气得将分管会议筹备工作的组织部长和常务副县长狠狠批评了一顿，责怪他们的信息不灵，工作不细。其实这也怪不得他们。清源县人口少，多年来不出干部，哪里比得了清江河下游的清江县。人家一个乡镇，在省会担任实职的处级干部就有一百多人，厅局级干部如过江之鲫，每个部门都有“重兵”把守。

清源县在50年代初期出过一位省军区司令员，是个老红军，人正派得很。过去跟他一起打仗的老乡，大都牺牲在战场上，活下来少得可怜的几个，也在外地工作。他回江东工作了七八年，授了少将衔，可谓为家乡添了异彩。但他从未格外照顾过乡亲，非但没有从清源县带出一兵一卒，让他们飞黄腾达，也不可能弄几个项目、搞几个重点工程。但凡去找他走门子的人，都要被大骂一通。搞了几次，就不会有人进他的家门了。清源县实在太偏僻了，贫困县帽子戴了50年。直到近年来大力发展旅游业，经济状况才稍微有点转机。

王志清把清源县十几个人的名单浏览了一下，大都是近年分配来的大学生和转业的干部。 有个副处级干部，是新闻学会的副秘书长，其实是个挂名的闲职，和“拖把干部”没有什么区别。此人的简历十分平常，从来没有干过像样的实职，也五十八九岁，快退休了。王志清想，看来清源老乡也难有值得“回避”的角色。他思忖良久，申小明是东北林学院毕业的，新闻文化厅是否有他的同学？他又叫熊文查了一遍，全厅竟然只有一个从东北某个大学分来的，与申小明既不同校也不同乡。他又失望了。
熊文不解地一遍又一遍查询电脑，也不知个中缘由，便问：“还查什么？”

王志清说：“算了。”

熊文做办公室主任多年，自知哪些该问，哪些不该问，分寸掌握得当，因此才能伺候三位厅长没有出错，从秘书科长、办公室副主任做到主任。他默默地退了出去。

王志清还是不停地翻看熊文留下的花名册，翻过来又翻过去，好像要研究出其中的奥秘。但任你怎么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地点数名单，也得不出任何结论。

谁来当市场管理处处长

新闻文化厅的市场管理处处长是个令人十分眼红的位置。这个处长的位置已经空了一段时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王志清到任后，先是指定一位临时主持工作的副处长，后来把这个副处长提拔到老干办当主任去了。新的处长由谁来接任？这是新年以后，新闻文化厅机关和二级机构干部们议论得最多的热门话题。

想当市场管理处处长的大有人在。理由很简单，这个处是跑外勤的，油水很多。

但市场管理处处长不是谁想当就可以当的。首先，要有主管领导同志推荐，经过厅党组集体研究同意，还要报省委组织部批准，程序和手续很复杂。如果真要走程序，还要搞民主推荐，看看谁的票数得的多。
当然，也可以有例外，那就是上级机关派下来的干部。

新闻文化厅过去的市场管理处处长，大都是从本处的副处长或办公室副主任的位置上升上来的，这似乎是一条不成文的惯律。也可以叫“潜规则”。

如果“潜规则”成立的话，当然的人选首推伍月华。再加上他与姜草阳的亲密关系，是众所周知的。这似乎使他在成功的天平上，又加了一块砝码。

但也有一些“预言家”，从王志清和姜草阳的微妙关系中看出了一点点端倪。他们认为伍月华胜数的几率很小。正所谓“好事变坏事，坏事变好事”，历史的辩证法历来如此。

伍月华当初觉得自己是很有把握的，但遗憾的是那次调整，他居然被轮空了。这使他很气馁，很有些个怨气。他找姜草阳发过几次牢骚。姜草阳说，现在不是老韩当家那会儿了。那个时候，我们还有得商量。现在呀，王志清当了党组书记，麻烦的事儿他不沾点边，提拔干部做好人，别人又插不上手。过去的那一套，不起作用了。

伍月华不这么认为。他对新闻文化厅长期以来形成的“潜规则”深信不疑。他逢人就说，既然多年来形成了惯律，那就不能违背。他也毫不掩饰地四处宣传自己的观点，鲜明的理由是：今后办事不能没有了规矩。他私下里和几个亲近的朋友说，姜草阳也需要他这么一个十分得力的人来执掌这项重要的工作。老姜即便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伍月华想想，他毕竟跟自己跑了多少年，鞍前马后，没有功劳有苦劳。今后人家跟不跟你走，是不是为你卖命，这可是个榜样。

姜草阳并不表态，也没有什么暗示。

他要等等，看王志清有什么动作。

有钱的人爱摆谱

玩了一会儿，刘明亮输了。他将扑克牌一甩，说：“没劲，我们讲点故事吧。”大家谁也不吭声，听他眉飞色舞地说起来。

刘明亮讲的是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

一日，他和几个朋友在宾馆打牌，玩到兴头上，进来一位老板模样的人，是朋友的熟人。握过手以后，老板模样的人掏出皮夹子，忙不迭地说：“初次见面”，边说边在四个人的面前每人放上一张百元大钞，然后很小心地在床边坐下来，看他们打牌。大家看着百元大钞，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朋友说：“他就是这个性格，好交朋友。”几个人便不再吭声。

听完故事，汪洪亮说：“江东有钱的人就爱这样摆谱，不是说大亨可以随便将市长叫来么。”

刘明亮又说：“大亨搞定个把市长算啥。你们见过把明星搞定的老板没有？”

大家把奇异的眼光投向刘明亮。刘明亮于是又眉飞色舞地说了起来。

“也是几个人在一起打牌，玩到兴头上，来了一位老板模样的人。大家玩的是一种本地人创造的新玩法，老板看了几轮，看不出个道道来，便要他的朋友让出座位‘学习学习’。

朋友说：‘新手要输钱的。’老板说：‘输钱算什么，我交学费就是，不然今后怎么在朋友中间混！’

结果当然可想而知，老板一人包赔，几个小时输了几千元。

快到晚餐的时候，老板的手机响了。隐隐约约听到对方说，老板要找的著名女电视节目主持人联系好了。老板一边摸牌，一边对着话筒说：‘别说那么多，约她六点半吃饭，什么地方由她定，先把我给你的那一万元给她，到酒店了再给我打电话。’说完，他很礼貌地对其他几位表示歉意：‘对不起，照旧打牌。’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老板的手机又响了，对方告知已到了江东大酒店。老板这才恋恋不舍地放下扑克牌，连声说‘对不起’，一边从皮夹子里掏出一大沓钞票，每人发了三张，连声说道：‘没有尽兴，交学费吧。’

说罢，老板转身走进卫生间，拿出一条洁白的毛巾，使劲地擦他的皮鞋。在座的几个人傻了眼，觉得他现在的举动和刚才的表现反差太大。只见老板将毛巾扔进卫生间，然后大声将服务员叫了过来，掏出十元钱交给她：‘宾馆没有鞋刷子，只好用毛巾代替，这算我赔的。’说罢，一阵风似地走出房间。”

说完这个故事，刘明亮神秘地问：“你们知道这个节目主持人是谁吗？”

几个人胡乱猜了一通，几乎把江东有点名气的角儿都排了一遍。刘明亮直摇头。

大家便要他别卖关子。刘明亮这才神秘兮兮地讲出一个名字来。几个人傻了眼似地忙吐舌头，原来这位明星不久前刚刚评上“十佳”主持人，是个红透半边天的人物。

丁刚强调侃着说：“现在这年月，什么把戏没有？新闻界文化界嘛，见怪不怪。”

许晴晴反驳道：“你的话中有话呀，别由此及彼，全盘否定啊。”

几位男士都调侃许晴晴太纯真，弄得她的脸变得通红，大骂他们“没有良心”。

如此一个多月，几个人玩得高高兴兴。会议圆满成功，新闻报道十分突出。省委对新闻文化厅的组织准备工作周到细致提出表扬。省委宣传部部长批示：“策划得好，组织得好。值得肯定，值得表扬，值得奖励。”

丁刚强便按照领导同志的批示，从会议经费里拿出一笔钱，给刘明亮和汪洪亮发了劳务费，给许晴晴送了红包，里里外外皆大欢喜。

省委领导同志的表扬和批示使王志清高高兴兴，他特地开了一次总结会。

王志清在总结会上说：“丁刚强还真是个人才，会办事。”

许晴晴对丁刚强的冷漠很生气

5月下旬，江东省委决定召开全省文化工作会议。会议筹备的具体工作由新闻文化厅负责，会议主题主要讨论制定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问题。

省委做了如此重要的决定，文化系统的干部们觉得自己的春天到了，一个个兴奋得不得了，上上下下大张旗鼓地行动起来了。

几十年来，文化界有个不成文的惯例，那就是把5月23日当做自己的节日，因为这一天，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的纪念日。江东省12个地州市、70多个县市区委宣传部、文化局的负责人聚会省城清溪市，举行纪念活动并宣布文化工作会议开幕。

会议开了三天，除了研究省委的重大决策外，主要是推介、表彰朝阳地委以改革的精神为主导，以经济运作的方式开展文化工作的经验。

朝阳地委龚大海书记作了典型经验介绍的报告。省委颜群辉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会议提出了“彻底解放思想，采取一切措施，调动一切力量，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新思路，确定了20个文化事业重点工程项目、10项扶持文化产业的政策。会议就像一股春风，把江东文化人的情绪空前地调动了起来。

丁刚强是朝阳经验的总结者和推广者，被抽调为大会的主要工作人员。他提名刘明亮和汪洪亮也做工作人员，提前一个月把他们叫到江东宾馆做筹备工作。他还特地把许晴晴请到大会新闻组。这样，他们四人就有借口聚在一起，江东宾馆自然成了他们聚会的场所。

到宾馆报到时，许晴晴见了丁刚强气不打一处来。因为那天晚上发了信息后，第二天下午丁刚强才回了“谢谢”两个字。

许晴晴对丁刚强的冷漠很生气，任丁刚强如何打来电话，她总是不接。这次到会务组报到，丁刚强主动打招呼，许晴晴还是一副视而不见的架势，两人连握手的礼节也免了。

汪洪亮好像从中看出了点什么，提议晚饭后打打牌。刘明亮是个“牌精”，当然举双手赞同。丁刚强求之不得。剩下许晴晴，她也就不好说什么。

四个人便凑到一起，摆开了牌桌。

牌局摆开，规矩照旧。四人均不言语，气氛有点反常。

人事改革方案流产了

新闻文化厅机构改革、精简人员机构的方案，上报省委一个多月，一直没有批下来。王志清是个很讲组织原则的人，没有去催问，或是再专门到组织部汇报一次。

新闻文化厅的干部们私下都在议论说，方案被否定了。

王志清听了，没把议论当一回事。他想，一级党组织提出的方案，而且是按省委意图制定出来的，是不会轻易否定的。

又过去了一个月，方案还是没有批下来。

熊文从省委开完会回来，向王志清汇报时，把机关里上上下下的议论向王志清说了一遍。

熊文问道：“你知道我们的方案为什么没有批吗？”

王志清说：“上级机关的办事作风就是这个样子，他们总要考虑方方面面的，不要急嘛。我们是试点单位，很多事情要研究才能决定，当然要等一等。”

熊文说：“厅里有十几个干部，联名向省委写了告状信，对机构改革方案有很大的意见。你一点消息都没有听到？”

王志清十分吃惊，眼睛瞪得大大的：“有这样的事？都是些什么人搞的？”

熊文答道：“是些什么人写的，我也不清楚。省委办公厅一位同志告诉了我这件事，好像每个省委常委都收到了。告状信的矛头是对着你来的，说什么好大喜功，拿群众的利益做自己创造政绩的台阶，精简方案不符合客观实际等。看来你应该到省委去解释解释才好。”

王志清这才觉得问题有点严重了，于是叫了司机往省委组织部去。

王志清在朝阳地委是分管干部工作的，与省委组织部关系很熟，大家也没有把他当外人，几个处长先后把那封告状信的内容全部对他说了。王志清的脸顿时红一阵白一阵，连说了几声“好事难做啊”。

组织部的同志还告诉他，这封告状信因为署了真名真姓的，省委陈副书记已经批了，要新闻文化厅精简机构“暂缓”。看来你们的方案搁浅了，是不是你直接找颜群辉书记汇报一次？

王志清摇摇头，叹了一口气。

新闻文化厅充满改革精神的机构精简的方案和省委确定的试点意见，就这样在无声无息中流产了。

几年后，改革步伐加快，水到渠成，重提精简之事，方案和当初提出的几乎一模一样。当然主持这项工作的再也不是王志清，那是后话。

姜草阳不服气

姜草阳决定找王志清谈一次。

姜草阳心里不服气，他认为王志清对新闻文化厅干部动真格，是想建立自己的势力。姜草阳在这里经营二三十年，岂能让别人在工作中得心应手！

姜草阳有过很光辉的一页。他大专毕业分配到江东日报社做记者，曾经写出过轰动全省的几个先进单位和典型人物，其中一个成了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先进集体，代表人物还进了中共九大中央委员会。那时负责抓典型报道和宣传工作的，是省革委会政工组宣传组，组长就是后来的陈远林副书记。当年的陈组长很赏识姜草阳，重大典型报道自己亲自挂帅，写手主要是姜草阳。革委会成立党的核心小组，再到恢复省委领导机构，陈组长成了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后来再改任副省长。文化厅恢复时，陈远林点名姜草阳到文化厅工作，由科长到处长。陈副省长变成了陈副书记，姜草阳也变成了姜副厅长。

王志清到来后，姜草阳硬着头皮找陈副书记发了一次牢骚。陈副书记毕竟是高级领导干部，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叮嘱他好好找王志清谈一次。

王志清有星期天到办公室上班的习惯，这是他在地区和县里长期工作养成的习惯。在基层工作不可能四平八稳、按时上班下班。他平日下乡的时间多，很多事情只好留到休息日或晚上来处理。在王志清的日程表里，只有下乡、开会、处理文件、找人谈话等几个习以为常、周而复始的安排。回到家里，也只是吃饭睡觉，因此他的妻子吴鸣常常埋怨他“你只把家里当做旅馆”。

姜草阳则不同，他在机关工作了二三十年，习惯于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作风。他每天总是准点到达办公室，看报纸、批文件或是开会什么的。下班也很准时。他主持的会议很少拖堂，一般准点散会。因此在厅机关里面，形成了老姜办事“说一不二”的印象。姜草阳和黄玉英感情很好，每逢休息日，两口子总在一起，不是钓鱼、郊游，就是在家里玩牌、看电视，或者是看看长篇连续剧的录像，有时还去看一场电影。

新闻文化厅的干部家属都了解姜草阳夫妇俩的生活规律：每天早上，他们两人双双到江滨公园做早操，打太极拳；晚饭后，再到机关院内散步。这似乎成了一个永远不变的格式。新闻文化厅的人常常夸他们是一对模范夫妻，生活得很有情趣。

又是一个星期天，王志清照常在办公室阅读书报和批示文件。姜草阳破例没有陪妻子，而是到了办公室。他已经听人说过王志清的生活习惯，料定他们可以在办公室碰面。

于是，在王志清的办公室里，两人开始了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

王志清很客气地给姜草阳泡好了一杯君山黄茶。君山本是洞庭湖中的一个小岛，绿茶很有名气。近年来这个研制出一种黄茶，可以与别的地方的贡茶媲美。吴鸣住院，不知道是谁送了几盒，王志清便拿到办公室来了。

王志清自己不吸烟，但下属给他送过香烟，就放在自己办公室的抽屉里。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包软中华香烟来，放在姜草阳的面前。

姜草阳抽出一支，慢慢地将它点燃。

姜草阳先开口：“机构改革的方案，下面有些不同的意见，是不是可以缓一点实施？考虑得周详一点，今后留下的麻烦可能少一点。”

王志清惊诧地看了姜草阳一眼，说道：“我听到的情况是，大家都很拥护嘛。办什么事情，总不可能十全十美呀。再说，这个方案党组会已经通过了，再变恐怕不好吧。”

姜草阳又说：“坦白地说，老王，你到厅里时间不长，有些话呀，大家不敢跟你说。”

王志清拿起手中的铅笔，若有所思地在报纸上画了几道杠杠，然后抬起头来，诚恳地问道：“那么，都有些什么不同的意见？是些什么人不肯跟我说呢？”

姜草阳便把那些有各种各样情绪的干部的想法讲了一遍。王志清静静地听着。

姜草阳也讲了自己的一些观点。他说：“改革嘛，要注意到方方面面，这样可以少走些弯路，不然效果会适得其反。”他的语气，王志清听起来十分诚恳。

王志清还是继续静静地听，一边用铅笔把这些意见都记了下来。开始时，他的眉头还是舒展着的，慢慢地眉头紧锁，脸色也阴沉了下来。姜草阳说完以后，他用铅笔轻轻地敲击着桌面，说话变得激动起来，竟然忘记了坐在对面的是一位和自己级别相同的厅长，像做报告似的说：“省委决定我们做试点单位，搞改革嘛，必然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

他喝了一口水，继续说道：“改革是中央的精神，省委希望我们做出点经验来。党组织叫我们在这里主持工作，就不能做群众的尾巴嘛。我们要下决心去做好说服工作，把思想政治工作做细。这些问题，今后可以慢慢地解决。”

王志清到底是当领导当习惯了，说话的腔调已经定了型，虽然慢条斯理，却是一副不容置疑的口气。这也是姜草阳心理上很难接受的交流方式。王志清竟然没有注意到姜草阳的脸色由白变成红，惭惭地憋得带点紫色。

姜草阳还是忍不住：“我还是建议党组会重新议一次，把事情考虑得周全一点。具体实施的时间，也不要太急。”他自己也没有觉察到，说话的口气竟然也带有不容置疑的神情。

王志清显然没有觉察到姜草阳的这种变化，双手摊开，淡淡地说：“方案已经报到省委组织部和省人事厅去了，再议一遍？上头会说我们办事这么毛糙，开弓没有回头箭啊。”

姜草阳无可奈何地说：“那我们只好等着收拾残局了。”

说完，他站起来，慢慢地踱出了王志清的办公室。

王志清看着姜草阳的背影，若有所思地“喔”了一声。

改革方案出台

新闻文化厅机构改革的方案很快就拿出来了。王志清先召开党组会，然后召开部门负责人会，再就是召开全厅机关干部大会。他亲自把这个方案的基本原则讲了一遍。方案主要的精神是：定岗定员，职责分明。厅机关只留下行政性的处室，一些可以创收的、具有服务职能的部门转为事业单位。另外还有一条，就是没有达到退休年龄的干部可提前离岗，工资奖金照发，可以腾出一些位置来，让年轻的同志提拔上去。

这个方案一公布，新闻文化厅全系统就像开了锅一样，议论纷纷。改革是关乎每个人利益的大事，谁不关心啊？一般人对方案的理解是：留在厅机关的是公务员，各方面的待遇相对好一些，位置也相对稳定一些，还掌管着一笔事业经费。事业单位大部分实行自收自支，收入分配不封顶，看起来自主权很大，有法人资格，但是今后要与机关脱钩断奶，独立自我运作，困难肯定不少，工作人员的风险比公务员大得多。这个方案一公布，新闻文化厅上上下下议论开了。那些年轻的科长干事们劲头十足，认为王志清给他们开辟了一条飞黄腾达之路，因为这个方案可以扫掉一些阻碍他们进步的障碍。而那些已经在负责岗位任职的人，阴霾爬上了脸膛。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如何，饭碗还在不在？岗位还有没有？心里没个底。

还有一部分人，年纪不是很小，他们靠照顾、凭关系进的机关，一般没有多少专业知识和特别技能。以前大家都是吃皇粮，没有多少危机感。现在他们最担心的是转到事业单位去。他们挂在嘴边的话是：“好日子到头啦”。自收自支的新办法，对他们来说，如临万丈深渊，弄不好就要粉身碎骨的。

王志清听到的大部分是那些年轻同志的意见，因此劲头十足。那些处长、科长们，本来与王志清没有多少渊缘，只好到姜草阳那里去诉苦，也顺便摸摸底细。那些担心转到事业单位的人，许多是机关老同志的子女，是姜草阳的子侄辈，更是放肆得很，哭哭啼啼的，甚至还有觅死觅活的。

姜草阳这些话听多了，觉得王志清有点哗众取宠的意味，什么改革呀，就是一个幌子罢了，他要政绩，不把干部职工切身利益当一回事。开始讨论方案时，他也没有提出过什么不同的意见。姜草阳知道王志清搞的那一套，是大势所趋，想挡也挡不住，便采取了保持沉默的态度。现在看来，他非出来说说话不可。不然，新闻文化厅就会乱了，大家也会觉得他在党组里说不起话，只是个摆设。

王志清踩“地雷”

王志清到任后，也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自己终于当了“一把手”，应该好好地施展一下自己的才能。在朝阳地委工作时，他毕竟是个副书记，只分管一方面的工作。现在不同了，坐了新闻文化厅第一把交椅，党组会由他主持召开，厅里的重大事项由党组来决定，决策权、拍板权都在他的手上，他怎么想就可以怎么做了。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王志清烧的“第一把火”，就是要把全厅的处级机构精简下来。原来25个处室，都是吃皇粮，每年省政府给的行政事业经费是固定的，常常有钱少人多，僧多粥少的情况。人头费就那么多，干部又只能进不能出。每年有大学毕业生、军队转业干部分来，还有那么多干部职工子弟需要安排。于是机关干部的人数越搞越多。为了安排这些“和尚”，就要多设几处庙。于是处级单位、科级单位每年都要增加一两个，除了离休、退休的以外，自然减员不多，干部只能上不能下。因此，新闻文化厅的机构和人员越来越膨胀了。办公室主任熊文和他谈过，八十年代初，文化厅管政工、人事、保卫的只有一个政治处，5个人，现在变成了7个处。原来的政治处，换块牌子叫人事处，后来加了别的职能，改为人事培训处。另外增加了纪检组、监察室、老干处、保卫处、工会和机关党委，还有副处级的单位妇委会、计生办、女工委。八十年代初只有六七个人做的事，现在三十几个人来做。说是机构改革，每改革一次，机构不但没有精简，反而增加了许多。上面哪个部门都说自己的工作重要，因此设处、设科，增加人，省财政给的人头费总是跟不上机关干部增长的速度。熊文向王志清诉苦，人员数量再这样长下去，寅吃卯粮的状况已经无法维持了。

恰好江东省委、省政府按照中央的统一布署，对行政机关实行机构改革。王志清看了文件后，主动到省委组织部机构改革领导小组，申请新闻文化厅作为试点单位。省委组织部正愁找不着一个愿意打头炮的单位，分管的副部长向部长报告，再向分管的陈远林副书记和颜群辉书记报告，很快就决定了：将新闻文化厅列为第一批的两个试点单位之一，先走一步，争取创造一点经验，在全省推广。

省委颜群辉书记在省直单位负责干部会议上，表扬新闻文化厅党组“敢于碰硬，有改革的精神”，“王志清同志到任后，有决心、有魄力，为大家带了个好头”，并带头鼓掌致意。

王志清心里乐滋滋的，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班子，夜以继日地搞方案，准备尽早实施。参加省直干部会议回来后，姜草阳对一些处长说：“王书记对省直厅局的情况不熟悉，机构改革哪有那么简单啊。他是硬拉着我们去踩地雷嘛。”

这些话，经人添油加醋，传到王志清的耳朵里。王志清只是笑笑，并不作任何评论。

该谁参加政府常务会议

按照地方人民政府组织法，新闻文化厅是省政府的组成单位。但我们的国情不同，新闻文化厅的业务工作，属于意识形态领域，所以实际上由省委管，具体工作由省委宣传部代管。按理说，厅长是省政府组成人员，应该参加省政府常务会议，党组书记列席省委有关的常委会议。过去书记厅长一肩挑，这不是个问题。现在不同了，搞了两个党政“一把手”。姜草阳觉得，自己应该理所当然参加政府常务会议。省委常委会嘛，王志清去列席，他无话可说。但省政府办公厅发通知的人，习惯了叫“一把手”参加会议，当然通知就发给了王志清。王志清当仁不让。姜草阳当然有想法，但不便多问，也觉得不好如何开口。

厅党组讨论分工时，王志清管全面工作，姜草阳管业务工作。一个业务性很强的厅，“全面”和“业务”是很难分开的。如果离开了业务工作，所谓抓全面，就变成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好在王志清不计较，业务上的事，例如年度计划、审核经费、做主题报告、批示具体事项的文件，都让姜草阳独自去干，自己则把主要精力放在机关大院的整治和干部队伍建设上。这些事虽然琐碎具体，但效果明显，如给家属宿舍楼都装上空调，在大院里建几个花圃，为老干部整修门球场，再就是把机关的脸面装修一下，增加几分现代都市的色彩。事儿一件一件做成了，新闻文化厅的干部都觉得王书记干了几件实事。姜草阳的主题报告、工作批示倒变得很一般化，年年如此罢了，也就没有多少人称道了。

对于这些，姜草阳开始并没有觉察到。直到有一天，伍月华和他聊天时，谈到王志清抓机关大院的“形象工程”，“干部们反映不错”，他才觉得失策了。他有一种莫名的惆怅：自己默默无闻，风光的事让王志清占去了。

其实有许多缘由，姜草阳是不知道的。王志清抓机关的几项工程，除了想做点实事外，最主要的动机是想看看职能部门的工作效率如何。

王志清抓工作有十分过细的作风，凡事自己亲力亲为。在朝阳地委时候，他的主要工作是做做报告，视察检查，批批文件，再过细也不可能抓很具体的事。他的过细，不过是对报告的文字自己把关，到自己的联系点多找几个人谈话，或干脆下地干活等等。现在没有报告做了，也没有多少文件要批，便一头扎下去抓具体事情的落实。这样，就发现问题了。令他气愤的是，机关里干事的全是招聘来的临时工。那些拿着固定工资的人只是指手画脚而已。这些机关里的毛病，他以前在地委工作是见不到的。

王志清看着看着，心里就有气：工人还分三六九等？那还了得。他几次在党组会上讲：“机关里有种怪现象，做事的不如不做事的，不做事的不如拆台的”。看多了，他就有了动一动“铁饭碗”的念头。

这些话，王志清也未必说到具体的人，因为这样的人不是一个两个。伍月华倒觉得这话像是在说他，对王志清意见更大了。

再就是行政处的人，把几个机关大院的改造工程，全给了王志清老家一个搭不上边的老乡。这个老乡仗着党组书记的势，偷工减料，被王志清严厉批评了一顿，扣了工钱。后来这位老乡反而告了王志清一状，这是后话。

王志清不太愿意把这些事讲出来。伍月华却添油加醋在姜草阳面前说上几回，两人间的隔阂慢慢加深了。

经伍月华提醒，有一件事令姜草阳十分头疼。王志清除了列席省委常务会议外，省政府常务会议也包揽了。这可是经常接近领导的好机会。里子面子都让王志清占全了，姜草阳心里当然不服气。

姜草阳毕竟是个正厅级干部，长期的磨练，使他养成了细心思考、并不多说的习惯。他心中有怨气没地方发，也不好发，所以就不准备发怨气，而把火气压在自己肚子里。

丁刚强一次和他讨论事业费计划时，两人七扯八扯，扯到谁去参加省政府常务会议这个事儿来。

姜草阳说：“我难做人哟！上头的精神不知道，犯了错误都不明白犯的哪一条。”

丁刚强是个精明人，知道他说的是参加省政府常务会议的事。他也觉得厅长是省政府组成人员，按法律规定应该由姜草阳去。在丁刚强的心里，按法律办是天经地义的。于是马上掏出电话，给他在省政府办公厅秘书二处当处长的同学李远打电话，把姜草阳的难处说了一通。

李远与丁刚强当年是一个寝室的同学，两人说话不打官腔。他说：“既然是厅长，当然应该参加政府常务会议，这很简单。”他答应向秘书长汇报，今后发通知点名就是。

过几天，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秘书二处点名要姜草阳参加，并明确表示，以后这类会议直接通知厅长本人。打电话通知的同志特别说明，这是秘书长请示了省长后交代的。

姜草阳乐呵呵地去了，从此，对丁刚强更加刮目相看了。

这些细节，王志清是永远无法弄清楚的。他是个组织观念很强的人，也不过问哪个会议该他去，哪个会议不该他去。他的主要精力全部放在将机关大院搬到新的开发区去的策划当中，并点名丁刚强为规划小组具体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