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文学采撷

进党校的优越性

丁刚强没有参加那次党组扩大会，因为他在党校学习的时间有三个月，结业时还要做鉴定，因此不能随便请假。他还负责编印一本《同学录》，比别人多一些杂事。他更多的时候，是与同学们聚餐喝酒，忙得不亦乐乎。他是在与申小明通电话时，才知道姜草阳那通高论的。

丁刚强觉得这里面有点蹊跷，有点不正常。但他没有和申小明多说。

进党校学习是一个广交朋友的好机会，丁刚强除了隔三差五地与李远、高平凡聚餐外，还不失时机地与其他学员聚餐、聊天、打牌，用他自己的话说，权当感情投资。进“处干班”学习的都有一官半职，年龄大都是三四十岁，个个踌躇满志，希望有朝一日，官加一等，掌政一方，因此谁也不放过这种相交相聚的好机会。党校教员强调说，同学关系是人生的第二血缘关系，甚至有时还超出了亲戚关系。党校同学也远比中学同学、大学同学联系多，实用价值也大得多。因此，党校同学毕业后，常有名目繁多的聚餐聚会、周年纪念活动等，这是很有中国特色的干部现象。

党校也把学员作为自己的财富和挖掘不尽的宝藏。学员毕业，党校有关方面或有关教师可能暗示，该给学校留些纪念，或是讲述上届学员给党校做贡献的故事，以为启发。好在这些学员手中都有些权力，批几千元万把元算不了大事。所以，党校的一些设备是班级学员赞助的。有些从党校出去后，发了迹，做了更大官儿的人，兴致一来，也会慷慨地捐出十万八万，改造网球场，添置图书报纸，升级电脑等等。他们用公款为党校办点实事，也为自己建个小小的纪念碑。

丁刚强们也不例外。高平凡提议全班学员捐款将学员宿舍的电风扇改为空调机。棋盘洲虽然比清溪城里凉爽很多，但江东的夏天酷暑难耐，尤其是他们学习时赶上气温比往年偏高，电风扇对于这些七品官儿来说，显得有点不相称。换成空调，至少把他们那一层楼的宿舍换成空调不是什么难事，也让后来者有个记挂。这些大腹便便的学员被初夏的暑热整得早不耐烦了，提议很快就通过。这个一万，那个两万，很快就凑齐了一大笔钱。党校行政部门办事雷厉风行，推销空调的商店也很卖力，两三天后，他们的宿舍便鸟枪换炮，那栋楼里凉风习习，人人乐不可支。

可惜丁刚强没有福分享受这股清凉。

他被王志清召回了厅里。他一边开车一边思忖，不晓得是个美差还是苦活，只好无奈地感叹，做人家的部下听人家差使，真是没有意思。

姜草阳主持党组会

王志清住院后，姜草阳主持了新闻文化厅党组的两次会议。

第一次是传达省委常委会议精神。这个会议本来应由王志清列席，因为他受伤住院，便由姜草阳代他去。

常委会议没有什么新的内容，是关于农业产业化结构调整，与新闻文化厅没有多大的关系。姜草阳原原本本照着记录念，并大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听他那口气，好像颜群辉书记对他着重交代了些什么。党组成员听起来云里雾里一般。
传达完了，姜草阳问其他党组成员有没有什么新的意见，大家都摇摇头，会议很快就散了。

过了一天，他又召集第二次党组会议，研究干部队伍建设的问题。

干部问题，按照规矩是由党组书记直接管的，这样的会，本来是应由党组书记王志清来主持的。再说，会议内容也不是什么十分火急的事，用不着两个会接着开。

头一天，省委关于加强干部队伍专业化、知识化建设的几条规定发了下来，姜草阳对熊文说：“这个精神很重要，先由党组学习一下。”姜草阳是懂规矩的，他要熊文向王志清通报一下。

熊文回来向他汇报：王志清没有表示不同意。

党组会就在姜草阳的主持下，变成了党组扩大会。民主党派的邬副厅长是当然的列席人员，每个处室的一把手都参加了。

熊文将省委的文件念了一遍后，姜草阳作了主题发言。他回顾了江东省新闻文化事业的50年历程，从50年代收集民歌，60年代推出小戏，70年代群众汇演，80年代话剧盛行，90年代电视剧、小说创作丰收等等，一一数来，如数家珍一般熟悉，甚至连一些微小的细节，和人们早已忘记了的掌故都讲了出来，使一些老江东、老文化干部眼眶也湿润了。他最后讲到世纪之交各种媒体对新闻文化事业的影响，声泪俱下，痛心不已。

姜草阳是一个很有演说天分的干部。他的讲话洋洋洒洒，滔滔不绝，引经据典，声情并茂，很有感染力。讲话通篇反复说明的观点，就是新闻文化事业要靠本专业的人来创造成果，精神产品比物质产品要高几个层次，创造优秀的精神产品，要有一支跟得上时代的干部队伍。对于新世纪的江东省新闻文化事业的发展，姜草阳提出了八项措施，如发展文化产业、建设文化劲旅、设立文化事业发展基金、用系统工程的管理办法等。

参加会议的领导干部们没有再发表什么新的意见。大家都是在新闻文化厅工作了多年的人，心里自然都明白，姜草阳讲话的中心，就是要说明专业知识低的人不适合在文化战线工作，这里应该专业人才至上。这当然是有所特指的。也有极少数干部对他的这些高论，觉得像不着边际的漫谈，一时弄不明白出于什么目的，也弄不明白姜草阳到底要做几件什么事。这些干部大都是后来从新闻口划过来的，与老文化厅没有多少了解，但他们只是少数而已。

姜草阳的主题讲话结束以后，就是这些少数人中的一两位处长发了言，轻描淡写地表示响应。

姜草阳便提议写个会议纪要，作为党组的意见向省委报告。其他人员再也没有什么议论，党组扩大会到此为止。

郑步前与匿名信

王志清在病房里和丁刚强作了一次严肃的谈话。

省纪委给新闻文化厅转来了一封举报信，批示驻厅纪检组和厅监察室严肃查处。王志清把举报信和批件交给丁刚强，要他和纪检组副组长兼监察室主任彭彪两人马上落实，并嘱咐既要保密，又要尽快查出结果。

举报信揭发的对象，是新闻文化厅下属的二级机构戏曲研究所所长郑步前。举报人是匿名的，没有写真实姓名，可能是怕打击报复。

举报的事实很清楚，主要是三条：

一、郑步前利用拉赞助，搞文化活动的名义为自己出书，给自己发高额稿费和提成发行费。
二、截留上级拨给的事业经费，转为小钱柜，戏曲研究所几位领导成员和心腹干将私分了。
三、公款私存，挪用贪污公款近8万元。

举报信附了一个财务帐单，如果查实的话，郑步前的违纪金额有10万元之多。

丁刚强到厅里工作18年，与郑步前打的交道不多，有印象的更没有几次。他了解到，郑步前已经58岁了，担任戏曲研究所所长这个正处级岗位领导职务也有了十多年。按常规，他可以弄个副厅级待遇，如助理巡视员什么的，做个“拖把干部”，或是评个正高职称、挂上研究员头衔。但郑步前人缘不好，在戏曲研究所里，拉一派，打一派。对厅党组成员，他只认姜草阳，别的领导打招呼一概不听。再加上他有爱较劲的性格和爱告状的毛病，把厅里几个主要部门的头头都得罪了，所以每次提拔干部，举行民意测验时，没有多少人投他的票。姜草阳也曾提出过，给他解决副厅级待遇问题，但党组成员没有一个人响应。过去厅里总认为，郑步前人缘不好，是抓工作过于严格，得罪了人，工作还是不错的，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

丁刚强想，这些经济问题是不是就是“59岁现象”呢？他不敢断然下结论。

丁刚强也知道，郑步前与姜草阳是冶金专科学校的同学，同一年分配到省直单位工作的。

“文革”中，其他知识分子都有出身不好、社会关系不好等“污点”，但郑步前的出身是响当当的。他的母亲讨过饭、父亲做长工出身，是地地道道的“红五类”。郑步前还做过几年姜草阳的上级，当时的职务虽然是个科级，对姜草阳却十分关照，还顶住压力，介绍他入了党。姜草阳入党后，平步青云，官越做越大，赶上八十年代初，全国推行机构改革，“地大压”猛然涨了价。所谓“地大压”，就是“地下党员”“大学生”和“受压制”三个类型的干部。那一年，省里突击选拔大学毕业生当领导干部，也没有像后来评职称那么讲究，分什么本科专科或党校文凭，只要有个红本本就认账。姜草阳是大专生，正好在坎坎上，因此接连跳了几个台阶，变成了郑步前的上级。

相比之下，郑步前进步缓慢。究其原因，历来没有一致的说法。丁刚强听人讲过，“文革”造反时，郑步前在批斗会上打骂过当时的韩处长，即后来的韩厅长，给了他几个耳光。“文革”结束后，郑步前很多次到韩厅长家赔礼道歉，抹着眼泪求情，总是得不到谅解。他由厅机关下派到戏曲研究所工作，可能有点像机关向外甩包袱的味道。

还有一点，在新闻文化厅里有他经常写匿名信的传闻。

被冤屈的花鼓剧院院长

还是八零年代后期，花鼓剧院的院长钱政英被推荐做省文化工作先进代表。那时候推行“对话”，尊重民意，凡涉及代表一类的事情，一定要张榜公布，听听群众意见。此事在机关内部公示后结束的第二天，《江东日报》已经公布了钱政英的名字。但突然平地起风雷，厅值班室接到一个电话，自称是检察院打来，当然谁也无法去核实。那时候电话“来电显示”还没有普及，接电话的人无法弄清楚来电话的人的真实身份。他们对打电话的人自我介绍身份是坚信不疑的，谁也不会怀疑，谁也不会多事去核实一番。

来电话的人说：“请你们记录。”按照规矩，值班室是要记录电话内容，一是备查，二是要有依据向单位负责人汇报 。接电话的人习以为常，如实地在记录本上记录，以便传达或督察。

来电话的人说：“请你们党组通知花鼓剧院院长钱政英明天上午九时到省检察院某处接受问话。”接电话的人问是什么事情，来电话的人说是审查经济问题，别的不用多问，来了就知道了。并嘱咐要厅纪检组派一位同志陪同。

就这么简单几句，对方的电话就挂了。

记录人如此记录，然后按规定将记录纸送请办公室主任签字、交厅长签字。

花鼓剧院改建剧院，确实多花了不少钱两，建成后超过预算一半，系统内部告状的不是一次两次。如今省级党报已经公布了先进代表名单，突然检察院来查，不是让人骑虎难下吗？既然检察院已经立案，文化厅必须有个态度。厅长立马召集党组会议，研究决定取消钱政英的代表资格，并责成办公室主任出具公函，要求《江东日报》公布取消代表资格。

《江东日报》的编辑觉得代表名单已经公布，怎么说取消就取消？这不是儿戏吗？但要求取消的是一级党组织，他们的意见不得不尊重，因为这个代表代表的是他们党组所领导的一个系统。编辑是个脑袋瓜子很好使的角色，于是想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不让读者觉着代表的产生太儿戏了。

第二天，《江东日报》上出现一则《启事》，称日前公布省花鼓剧院钱政英的先进文化工作者代表名字有误，特向读者致歉云云。

第二天上午，新闻文化厅纪检组的负责人带着院长大人到检察院报到。检察官们一头雾水，方知是有人搞了恶作剧。冒用检察院的名义可不是一件小事，于是动用技术手段侦查。那时候技术没有后来那么先进，只能查出是有人用街边电话亭的电话打的，其他就没有招了，无从查起。报纸不可能再一次更正启事，说某某的资格仍然有效。可怜的院长白白地丢掉了代表身份，一气之下，愤然出走广东，改行做音乐创作人，后来居然弄了一首流行歌曲，发了一笔大财。

丁刚强当时进机关不久，对花鼓剧院院长蒙冤的细节并不知道，也没有心思去打听。日子久了，自然会有人和他说起这个惊动整个文化系统的大事。据说这事与郑步前有关。原因很简单，文化革命期间，钱政英在厅机关工作时，与郑步前属于不同的两派。两派对立时，互相查老底，院长大人还做过郑步前专案组的组长。

不能让《实施方案》搁浅

熊文草拟的《实施方案》，提交党组会讨论时，姜草阳竟然没有半点不同意见。

党组成员们对一些文字作了修改订正后，正式向厅机关和二级机构发了文件，动员符合条件的干部积极报名，接受组织挑选，竞争领导岗位，展示才华和能力。

《实施方案》规定得很具体。首批拿出来竞争的两个岗位，要求每个岗位有三人报名才行，报名者必须是中共党员，担任副处级干部两年以上或现任正处级干部，年龄55周岁以下，具有副研究员、副教授以上职称两年以上者，也可以报名。报名参加者进行竞职演说，现场由群众投票、厅党组领导成员打分。为了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又体现民主意思，党组成员每票计分十分，群众每票计分一分。综合积分优胜者才有资格正式向组织部门申报，待批准后正式任职。

这个《实施方案》有一点很特别，就是党组研究这一关省去了，显然是因为王志清和姜草阳意见不统一，为免得节外生枝，才不得不如此而已。

文件下发一周以后，并没有像王志清、熊文所期待的那样，在机关里造成很大的轰动。他们原以为会有许多人参与竞争，事实上报名者并不踊跃。申报戏曲研究所所长的只有两人，其中一位是原副所长，另一位是《江东文化》杂志社专门从事研究的评论家。前者不是专家，却熟悉戏曲研究所的业务，后者虽然是专家，却从未做过行政工作。办公室主任一职，到报名截止时，竟无一人问津。人们以为伍月华是一定会报名的，但他还是按兵不动。王志清指示人事培训处将报名期限后推三天，并交代他重点做几个人的工作，报名者一定要达到预定的三人，要有人竞争才叫“竞争上岗”呀。不然的话，这“竞争上岗”不得不流产。

熊文通过一位老干部，找了群众艺术处副处长做工作，终于使戏曲研究所所长的报名人数有了三个。办公室主任一职，延期了两天，还是没人报名。于是，王志清又召集全系统的干部开了一次动员会，行政处一位副处长终于报了名，从此再无别的动静。眼看延期的报名截止时间又要到了，王志清只好打电话给丁刚强，请他“支持党组的工作”，并说“到办公室比在计划财务处更有前途”，要“好好把握机遇”云云。

丁刚强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不知如何是好，迟迟未做响应。

再过一天，熊文找上门来了，又讲了一通“一定要支持党组的工作”“王书记搞这次改革不容易”之类的大道理。丁刚强觉得进入了一种赶鸭子上架、左右为难的境地。他想，到办公室当主任固然好，能在两个处长的岗位干干，对今后的发展肯定有好处。但办公室是个是非之地，旋涡中心，弄不好有灭顶之灾。目前老姜和老王之间不和谐的局面已经显现，完全没有必要参与。不报吧，王志清肯定有想法，会说自己不支持他的工作，今后干活也不方便。

他想找几个人商量商量，于是拨了李远的电话。李远到深圳出差去了，关了手机。他又拨了高平凡的电话，高平凡正在省委常委会上做记录，不便说话。他只好拨许晴晴的手机，手机里一遍又一遍的重复“无法接通”。

他只好去征求姜草阳的意见。毕竟是老领导，请他拿个主意。再说，这事儿他不支持，报名了也是白搭。他心里明白得很。

任凭丁刚强怎么真诚地提问，姜草阳没有半点平日那股热情劲。他只顾抽烟并不做答。丁刚强觉得很尴尬。

姜草阳吸完一支烟，又点上一支，然后抽出一支递给丁刚强，问道：“是你自己的主意吗？”

丁刚强一时语塞。

姜草阳又说：“你在计划财务处不是挺好的吗？这个位置很重要。”

丁刚强为难地说：“可是……多干几个岗位总有好处。”

姜草阳挥了挥手：“你自己决定吧。”

丁刚强走出这间办公室的时候，自言自语地说：“白来了。”

下楼梯时，他的手机响了，是人事培训处负责报名的同志打来的。

丁刚强看看表，只有半个小时就下班了。

丁刚强心里明白，人事培训处的同志是受人指示打电话来的，只好拖着灌了铅似的双腿，朝人事培训处的办公室走去。

第二天，丁刚强被告知，在他报名5分钟后，伍月华也提交了竞争上岗报名表。

小朱的衬衣湿透了

戏曲研究所会计小朱，是个小巧玲珑的女同志，不到30岁。她接到人事培训处“学习七天”的通知书，带了换洗衣服、毛巾、牙刷等等出差用物，兴冲冲地到江东大学 “外教楼”，也就是外宾招待所报到。

彭彪早已向总台交代好了。小朱按照指定来到了三楼。

对于即将发生的事，这位做了近10年会计工作的人，竟然一无所知。

彭彪和丁刚强坐在沙发上，省纪委派来了一位年轻的女干部聂干事，在书桌前做记录。

彭彪先开腔：“今天，我们三位受省纪委和厅党组的委托，与你调查核实几件事。请你积极配合。你要实事求是，协助组织上把情况弄清楚。”

小朱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半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一脸疑惑。

彭彪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和丁处长你都认识。这位是省纪委的聂干事。”

小朱用奇异的目光向丁刚强咨询着什么，丁刚强表情漠然，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

彭彪又说：“从现在起，你就在这里好好回忆，认真回答我们的问题。没有经过批准，不要离开房间，手机和扩机暂时关上，不要和外界联系。”

小朱眼泪“刷”地喷了出来：“我没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查帐。”

省纪委的聂干事抬起头来说：“彭主任说得清楚，是调查核实情况，不一定是你的问题。”她看到小朱的心态好像稳定了一些，接着说：“说说郑步前吧。”

“郑所长？”小朱的眼睛瞪得更大了。

谁也没有回答她，房间里一片寂静。

小朱的脸色由红变白，由白变青了。

这样沉默了片刻。聂干事与彭彪交换了一下眼色，决定施行心理攻势。

聂干事按照办案的程序，问起了姓名、性别、年龄、职务等等，问一句，答一句，记一句，虽然是明知故问，但显得很认真、很规范，立马起了震摄人心的作用。

小朱结结巴巴，一时乱了阵脚。对三个人提出的问题，她支支吾吾的。但一说到小钱柜和公款私存这样实质性的问题，小朱便不吭声了。如此拉锯式地磨蹭了一个下午，没有半点进展。

彭彪他们三人又交换了一下眼色，聂干事便说；“小朱，你好好想想，想清楚了，就写出来，或者主动找我们谈。”说罢，收起笔和本子，三个人朝里屋走去。小朱孤零零地被关在会客室里。

小朱呆坐在沙发上，不知如何是好。彭彪他们三人在里间卧房，打开电视机大声说笑，显得气氛十分热烈，与外间冷寂的场面形成了强烈反差。

吃晚饭的时候，几个人没有下楼，打电话点了四个盒饭，在房间里埋头吃饭，默不作声。

小朱手里拿着笔，却不敢去碰那双筷子。

她的心里堵得慌，想给郑步前通个电话。毕竟在他手下工作了七八年，转干、入党都是所长一手操办的，一股脑儿把自己知道的情况都说出来，有点太不够意思了。她担任会计不是一天两天了，知道《会计法》的严肃性，因此多次建议郑步前要按规矩办。但郑步前是个倔脾气，怎么也听不进去。他是法人代表，小朱不敢坚持，何况所长还给了她为数不少的劳务费呢。拿钱就得做事，只是假账很难做平，多少有些漏洞，是经不起认真清查的。

情况比举报的还要严重

这样折腾了不少时间。小朱思前想后，认为已经出了事，虽说纸包不住火，但能挺多久就挺着吧。就是扛不过去，自己不过是个执行者，承担不了大的责任，也就不多说了。好在戏曲研究所是个世外桃源，厅里有姜草阳罩着，三年五年从未有人来查过帐、搞过审计，心想也可能这么混过去了。谁知道上头哪位领导的神经搭错了，还动了真格。

小朱心里矛盾到了极点，真不知道如何是好，坐也不是，躺也不是。不一会儿，她的衬衣全湿透了。

戏曲研究所的情况，小朱当然清楚，账上好像看不出半点名堂，麻烦就在账外账。她为了防备不测，自己早留了一手。看来这次要混过去实在太难，但人不能过河拆桥呀，总得给郑步前报个信息才好。趁着彭彪他们在看“新闻联播”的时候，小朱悄悄地拿起了电话。可是刚刚拿起电话听筒，聂干事就走了过来，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小朱的手抖了几下，话筒不由自主地掉了下来。

于是，彭彪，丁刚强、聂干事三人又回到外间，在刚才的位置坐定，6只严厉的眼睛盯着小朱。

小朱低着头，开始抽泣。

四人都不说话，双方对峙着。

三十分钟过去了。小朱还在抽泣。

如此静静地对坐了两三个小时，已经是凌晨两点了。小朱实在有点招架不住，眼皮耷拉着，最后，她实在熬不住了，不得不慢吞吞地把几件事，一一说了出来。

彭彪悄悄地对丁刚强说：“看来呀，情况比举报信说的还要严重。”

聂干事递过一沓纸，对小朱说：“你把说的这些都写下来吧。”小朱只好照办。

彭彪和丁刚强便到隔壁房间去睡觉，留下聂干事陪坐在客厅里。

凌晨6时，小朱把详细的情况都写了出来，材料纸满满的几大页，并附了一个账单。小朱提供的情况，涉及到郑步前经济问题的有：

一、利用戏曲研究所办的刊物《江东戏曲》增刊的名义拉赞助90000元，出版印刷增刊成本12000元。买书号、印刷发行郑步前《论地方戏曲》一书，印刷费9000元，出版社管理费15000元，郑步前给自己发稿费14800元，剩余部分扣除税金，全部转入小钱柜。

二、承办东南八省地方戏曲研讨会，向上级机关申请拨款30000元，企业赞助50000元，收缴会务费20000元，剩余部分转入小钱柜。

三、郑步前将近年来小钱柜的存款给几位所领导和会计，每人年终发红包10000元。尚有余额87000元，以郑步前的名义购买国债，单据存在郑步前家中。这笔钱所有财务账目没有体现。

以上三项合计，郑步前的经济问题有十多万元，属于贪污挪用的款项不少于八万元。

聂干事将彭彪和丁刚强唤醒，把这份清单给他们一一过目。丁刚强让小朱签名、按了手印。

小朱反复说：“我不过是个执行者。”

她又说：“我家里存着一本明细账，我全部交给组织上。”

趁着天色未明，丁刚强和彭彪带了小朱，匆匆开了车过江，把聂干事留下来睡觉。

他们拿了那本明细账，回到江东大学招待所“外教楼”，这时太阳已跃出了清江河的水面。

聂干事被他们吵醒了，不耐烦地说：“我想好好地睡一觉。”于是拉着小朱进了里间，反锁上门，倒头再睡。
彭彪和丁刚强下楼去吃米粉。米粉刚端上来，过来了两位擦皮鞋的小姑娘，丁刚强觉得自己的鞋太脏了，与“外教楼”的整洁环境很不相称，于是掏出两块钱，对彭彪说：“咱们都擦擦”，把脚伸了出去。

丁刚强的手机响了，是许晴晴打来的。

许晴晴问：“你在哪里？”

丁刚强答：“我在外面。”

许晴晴又问：“能不能告诉我具体位置？”

丁刚强支支吾吾，还是没有说。

许晴晴说：“听说你在办个案子？是老王交办的吧？能不能找个借口不介入？”

一连串三个问题，问得丁刚强的脑袋“轰”地涨大了许多。

停了片刻，丁刚强只好“哦”了一声，便说：“为时已晚了。”

许晴晴不情愿地挂上了电话。

彭彪和丁刚强商量，该把情况向王志清报告一下。他建议吃过饭就过河去。

丁刚强推脱说：“昨晚太累了，大清早又跑了一趟，让我再睡会吧。”

彭彪也不勉强，独自打的去了。

丁刚强回到三楼，他的手机又响了，是伍月华的号码。丁刚强感到，这个电话与许晴晴所劝告的有点什么联系，加上和伍月华那次谈话以后，丁刚强便存了戒心，便干脆把手机关了，在外间沙发上呼呼大睡，直到12点彭彪回来把他叫醒，才懒洋洋地爬起来。

纪委干部见怪不怪

中午照旧吃盒饭。

饭后，丁刚强在隔壁又开了一间房。彭彪要丁刚强从计划财务处找来了一位女同志，陪小朱住了进去，逐笔核对那本明细账。彭彪特地嘱咐他们，除非他们三人打电话，谁打招呼都不要开门。

彭彪将王志清的意见向大家传达了。聂干事也向自己的领导汇报了情况，领来了新的指示。

按照王志清和省纪委有关领导的意见，可以直接找郑步前谈话。

大家便做了分工：聂干事和彭彪拟定问话的提纲，丁刚强回新闻文化厅机关去，找借口把郑步前弄到江东大学来。为了不打草惊蛇，还是通知郑步前到厅里参加文化市场建设的会议，然后让司机班的人把他送过来。
丁刚强回到厅机关后，到了市场管理处。

按照向王志清汇报后的安排，由申小明给郑步前打电话，通知他下午3点到厅里参加一个会议。

郑步前比规定时间早到了5分钟。申小明对他说，会议的地点改为江东大学了，便要司机班派车送他们二人到江东大学去。郑步前不知就里，糊里糊涂地跟着申小明上了早已经安排好了的小车。

申小明和郑步前的车开出后，丁刚强开着他的捷达车慢慢地跟在后面。

到达外教楼后，申小明对郑步前说：“你先上三楼，我还有点事。”便叫司机开车，回机关去了。

郑步前后脚刚进套间，丁刚强的前脚也跟了进来，反手把门带上了。

照样是彭彪先开腔：“老郑，省纪委批示了一封群众来信，涉及到你的一些经济问题，党组要我们找你了解一下情况。”停顿了一会儿，他又说，“吃的、住的都已经安排好了，你就放心在这里待几天，积极配合我们。情况没有弄清楚以前，暂时不要与外界联系。”

郑步前进门时满脸笑盈盈的，真以为开什么会。丁刚强把门反扣上时，他就觉得有些不妙。现在看来，他已经被隔离审查，没有半点思想准备，于是犟脾气又犯了。他从沙发上跳了起来，大声问道：“我有什么经济问题？这是诽谤！是诬告！你们竟敢限制我的人身自由？这是犯法的！”

丁刚强陪着笑脸，给郑步前泡了一杯茶，说道：“郑所长，别激动哦。有话慢慢说吧。”

郑步前顾不了这么多，抓起他的公文包便往外走，头也不回地说：“我找姜厅长去。”

彭彪厉声说道：“郑步前同志，你是负责干部，应该懂得怎么跟组织上配合。”

郑步前头也不回：“管你组织不组织，我去找姜厅长评评理。”

别看聂干事长得文文静静的，见了郑步前这般气势汹汹的态度，忍不住拍了一下桌子：“老郑，你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郑步前可不管这些，骂骂咧咧地冲出房门，边走边骂：“我负责，我完全负责！”他兔子般地朝楼下走，拦了一辆的士直往厅机关奔去。

在的士上，郑步前不停地给姜草阳办公室打电话，总是没人接。于是，又拨他的手机，还是打不通。再打电话给黄玉英，才知道姜草阳去北京开会，此时正在飞机上呢。他只好叫的士司机调头，往戏曲研究所开。

彭彪、丁刚强和聂干事眼睁睁地看着郑步前气冲冲地下了楼，三人都傻了眼。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个被审查的对象，竟敢不顾一切地逃离专案组的房间。他们想上前去抓住郑步前，但眼下毕竟是在外宾招待所，不好动作。叫丁刚强开车去追，觉得也不合适，万一弄个交通事故总不好。再说，这种“双规”的措施也不是经得起法律追究的限制人身自由。

聂干事说道：“真不该选这么个地方，下次一定选个部队招待所，那里好行动。”

他们只好回到房间，打电话向领导汇报。

王志清在电话里把彭彪臭骂了一顿，命令他立即把郑步前找回来，不能欺软怕硬。指示这案子不了结，搞上一两个月、花十万八万元钱，也不准收兵。

省纪委那边的口气倒是平和许多，或许他们见多了，见怪不怪，指示聂干事干脆将计就计，演个“欲擒故纵”的剧目来。

有了这个指示，三个人底气又足了起来，便着手研究下一步的具体细节。

小钱柜

郑步前到底是个沉不住气的人。他回到戏曲研究所，直往会计室闯。当被告知小朱到江东大学参加学习班去了，双腿顿时就瘫软下来，几分钟没说半句话。

郑步前把两位副所长和经办过杂志增刊、学术会议的工作人员找来，先诉了一通苦，称自己“干了这么多年，官没升、利也没得，现在反而被人告了刁状”。他反复说：“我是经得起查的，你们也不要气短，有事我一人担着。”

那几个人都是没有见过什么世面、经过什么风浪的，经他这么一说反而慌了神。他们并不像郑步前期望的那样，寻找对策，渡过难关，而是埋怨这，埋怨那，琢磨是所里哪位告状写的匿名信。

大家七嘴八舌，把郑步前搅得更心烦了：“你们平日要这个，要那个，一到关键时刻就没了章法。”两位副所长不再吭声了，任他怎么摆布。

他对主管业务的副所长做指示，要他把几次活动的经费再写个单子，以便真的查起来有个说法。他们这些钱都是做了假账的，但真要追究起来，还得有个说法才对。他又叫来那个做具体事的工作人员，把小钱柜剩下的钱从银行里提了出来，赶紧处理掉。经过一番折腾，他们才各自怀着自己的心思离开办公室。

郑步前回到家中，觉得最难处理的是那几万元债券。他原想弄个假名，神鬼不知。但银行实行实名制，他又不得不硬着头皮照此办理。这么多钱，掏出去实在不甘心。他跟老婆商量了半天，怎么也拿不出一个好办法来。

他老婆说：“干脆把存单烧了算了，免得落个把柄。”

郑步前说：“我可没那么蠢，还是问问小朱再说。”于是拿起电话拨通了小朱家。

小朱的爱人接了电话，说：“到厅里学习去了。”

郑步前这才想起，小朱已经进了“学习班”。他不知如何跟小朱的爱人说，只好把电话挂了。

过了几分钟，小朱的爱人打电话过来说：“今天早晨，计财处丁处长和小朱回来过一趟，拿走了一个什么本子。”

郑步前这才觉得问题已经很严重了，赶忙给丁刚强打电话。但丁刚强的手机虽然通了，就是不讲话。原来彭彪、丁刚强他们用的是缓兵之计，要从心理上制服郑步前。

这样折腾到晚上10点钟，郑步前像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宁，才想起该给姜草阳打个电话。他认为，现在只有姜草阳能救他。除了他与姜草阳有一层特殊关系以外，就是平日里没有少孝敬过头儿们。他不可能看着自己掉入深渊而不顾。他像在汪洋大海中找到了一块救命的木板，毕竟那些钱，他也送过不少给姜草阳，虽然账目里没有，他们彼此之间，心里还是有笔账的。郑步前觉得，老姜总不至于见死不救，他几乎是带着哭腔向姜草阳求救。

姜草阳终于接了电话。

姜草阳平心静气地听他诉说了二十分钟，半天没有吭声，最后才淡淡地说了一句：“你要积极配合，其他的事嘛，以后再说吧。”

郑步前得不着要领，不停地在家中叹气。

等到晚上12点，小朱的爱人又打电话来，告诉他说，小朱打电话回家了，这些事情，组织上都知道了，现在没有什么办法可想了。郑步前像泄了气的皮球，便软了下来，眼泪“刷”地往下流。

他只好又拨丁刚强的手机。丁刚强这次接了电话，装模作样地说：“郑所长，有什么事？”

郑步前忍不住又哭了起来。

丁刚强安慰道：“有话好好说嘛，别急，别急。”

郑步前还是说不出话来。过了许久他才说：“看在我们两人都跟姜厅长关系不错的份上，请你帮帮忙吧。”

丁刚强料到这位仁兄已经支撑不住了，说：“我开车来接你怎么样？”

郑步前不置可否。

丁刚强放下了电话。

十几分钟后，郑步前被接到了江东大学外教楼。

余下的事情就十分顺利了，郑步前对小朱已经交代了的问题一一承认。原定花几万元钱搞八天十天的调查，两天便结束了。

郑步前把存单交给彭彪，并把小钱柜账目的来龙去脉写得清清楚楚。王志清交给丁刚强和彭彪的任务，总算圆圆满满地有了交代。

丁刚强没有亲自向王志清汇报，而是由彭彪按照办案的程序上报。丁刚强还是不想蹚这趟浑水。彭彪是主管，他不过“配合配合”而已。

他有个很好的理由，当天正好是党校“处干班”的同学搞活动。他和李远、高平凡又痛快地喝了几杯。他们问起这几天干什么去了，丁刚强顾左右而言他。大家便不多问。

姜草阳的语调怪怪的

晚上，丁刚强、任萍两口子按计划去拜访姜草阳。

姜草阳家就住在新闻文化厅机关院子里。新闻文化厅与省政府机关距离不远，丁刚强没有开车，而是和任萍一起步行去。两人边散步边说说话，如同锻炼身体一样，感觉很轻松。

姜草阳住在18楼。出电梯的时候，丁刚强绅士地让任萍先出来。任萍笑笑说：“别这样假模假式的，你不就是想要我敲门哦。”

丁刚强也笑了，用英语说道：“女士优先嘛。”

黄玉英十分兴奋，也显得特别热情。丁刚强刚进门，她便说：“小丁，什么时候再安排一次钓鱼？”

丁刚强连连点头称好。

黄玉英又说：“老姜说，你小丁呀，点子多，是个很有思想的年轻领导干部。上次你提的钓鱼比赛的建议，很好哦。他已经交代厅机关工会和老干处去筹办，还特地批了钱。你要落实哟。”

丁刚强又连连点头称是。

姜草阳递过来一支烟，丁刚强赶忙接住，并敏捷地从茶几上拿起打火机，帮姜草阳点燃，然后再把自己嘴中衔着的烟卷点燃。

“王志清出车祸了。”黄玉英又过来插话。

姜草阳示意她不要说话。黄玉英便拖了任萍到一旁去看电视。

姜草阳问：“去医院看望的人不少吧？”

丁刚强不知如何回答，只好点头。

姜草阳又说：“我上午去过了医院了，手术是我安排的。他的伤势并不是很重，就是个小小的骨折。倒是司机的麻烦很大，可能会留下残疾。现在的人呀，势利得很，大家也不去慰问慰问司机。”

丁刚强依然不知如何作答，又点了点头。

姜草阳接着说：“你去慰问了吧？”

丁刚强还是点点头。

“都有什么人去过？听说鲜花摆满了整个屋子？”

丁刚强只好将自己所见到的几个人，一一数给姜草阳听。

丁刚强在王志清的病房里见过的，有办公室主任、机关党委书记、工会主席、戏曲研究所所长等。至于还有没有其他人去过，他不知道。

姜草阳说：“你是真不知道，还是不想说哦？哪里只是这几个人哦。有人告诉我，说老王的病房热闹着呢，门庭若市嘛。”

丁刚强不敢再说什么，原本打算像以前那样，随意聊聊天，说说彼此感兴趣的事儿。但他觉得今天的气氛不对。如果继续这么说下去，不知道姜草阳还要问些什么话题。丁刚强便对任萍说：“时间不早了，小强还一个人在家呢。”
任萍很机灵，马上说是。两个人便告辞出门。

他们走出姜草阳的家门时，和进入时完全不一样，没有了半点轻松的感觉。

进入电梯后，丁刚强对任萍说，老姜今天的语调怪怪的，捉摸不透。